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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家文化模式：全球化下的社会文化建设
五四文化模式不解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经济文化模式不能取代精神文化建设。目前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国家文化模式已经凸现。所谓国家文化模式，指对我国民俗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在以上所述两个模式的基础上，在全球化语境下，从民间主体与知识分子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两个主体出发，转变民俗学的研究思维，提升理论研究水平，拓展研究空间，促进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民俗民间文化成为保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特色要素。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国务院发动、文化部领导下，全面搜集和登记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文艺资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后，我国开展非遗保护，又为这批国家文化资源的维护与传承提供了社会制度上的保障。一般认为，有了这层双保险，国家文化建设底气十足。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原因是这里面有许多绕不开的文化问题，它们与文化传统有关，也与文化传统进入现代社会管理框架后发生的矛盾有关。我国在经济社会大干快上后出现的大量掣肘问题，本质上都是文化问题。事实说明，现代化运动的本质是一场社会文化运动。这类问题单凭社会学解决不了。社会学解决社会问题，民俗学解决社会文化问题。民俗学应该发挥新作用。民俗学还要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文艺学和艺术科学等加强综合研究。
在近期出现的许多绕不开的文化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即政府非遗行政管理与非遗文化空间建设的矛盾。我们看前三批国家级非遗清单，申请单一省域管理的非遗项目占87%，申请跨省或跨县管理的非遗项目占13%。这13%之所指，共有308个项目，我们称之为“文化空间”非遗项目。再看一下申报内容，我们就会发现，越是历史长、影响大的非遗项目，就越有“文化空间”保护的需求。例如，“京剧”，由北京市牵头申报，但有6省联合申报；“中医传药制剂方法”，由天津牵头申报，但有9省联合申报；木版年画由山西牵头申报，但有4省联合申报；“社火抬阁”由河北牵头申报，但有13省联合申报等[4]。一旦“文化空间”非遗项目获政府批准，又会由于行政管理上的不顺，出现地方保护落空的现象，结果造成政府当奶妈，替地方投资保护，又不能解决属地文化利益的分配。这就是我说的与文化传统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三个矛盾。
第一，非遗名录化与不同文化空间中民间文艺种类及其传承艺人的比例不对等的矛盾。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一些地区世界级和国家级民间文艺遗产分布集中地区，如北京，政府长期对优秀传承人、艺术家及其表演团体进行制度健全的行政管理，同时实现市场机制改革，这些团体精品节目众多，国内外演出活动丰富，艺人比例高于民间文艺种类数量，民间文艺生命力极强，如北京、江苏、浙江和内蒙古；二是在我国传统民间文艺分布发达地区，河北、河南、山西，上海、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沿海省份，地方文化空间相对保存完整，传统艺人仍有内生功能，艺人与民间文艺种类比例是匹配的；三是拥有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等复合型民间文艺体裁的省份，如西藏、新疆和云南，其艺人比例低于民间文艺种类，但艺人表演民间文艺种类的综合性强，如一个大型史诗和叙事诗的演唱包含了故事、民歌、戏曲、曲艺等十套集成的多个分类，但这时只保护艺人，就与史诗体裁的综合性和丰富性不对等。
第二，文化空间保护与兼顾保护多地区与多民族文化权利的矛盾。政府对民族地区的非遗文化空间保护要加强使用民间非遗知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我国维吾尔族群众的聚居区，维吾尔族传统节日是古尔邦节。这是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民族信仰知识的节日。2012年，文化部下达了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经费补贴的决定，规定补贴覆盖全国的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就决定在中央政府补贴的四个节日之外，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范围内，自己要增加对古尔邦节等四个民族节日的文化补贴，这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补贴了八个节日，给“节日的文艺活动给予每场补贴20万元”，每年补贴100万元[5]，比中央政府补贴的节日增加了一倍。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对非遗认知的文化知识和知识的价值观有历史传统和民族倾向，这种文化空间建设必不可少。
第三，文化空间保护要解决民间文艺角色与中产阶级角色介入的知识产权问题。此指如何妥善处理非遗资源权利人、项目传承人和知识分子改编之间的版权之争。《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江浙两省跨省申报国家级非遗中获得成功，资源权利人为两省民众。但同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遭遇了版权纠纷，越剧作家的亲属状告演出单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没有编剧的名字，没有支付稿酬，侵犯了编剧的著作权。
政府管理申遗项目，此举五四没有，经济模式也不能解决问题。梁祝等民间经典被改编进入上、中、下三层文艺代表作的例子大量存在，现在的政府管理既要尊重民俗文化资源拥有者的权利，也要尊重知识产权，学者、作家、编导和表演艺术家对民间文艺资源二度开发的知识产权。在这些文化问题上，政府不作为，下级就会困难重重。
而文化空间建设比申遗管理的行政纠缠的问题更为深刻，在于它触及到国家文化“公共财富”的观念革命的实质性问题。从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主体说，也要克服三种浪漫主义的影响。
新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曾以“抢救”成名，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说的是新文学浪漫主义，它把民间文艺视为可以保持国家文化特有质量的主体成分，但其实它是不能包办解决国家文化建设中的民间信仰和物质民俗等问题的。
经济浪漫主义。此指经济增长GDP可以带动民俗文化建设。它的影响有两种表现，一是把民俗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偏见，二是把民俗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政策误区。
非遗浪漫主义。它把民俗文化建设等同于非遗工作，这也是一种新浪漫主义思想。它不能处理以上提到的政府行政管理与非遗文化空间建设之间的矛盾。
在世界文化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在我国加强文化强国的战略中，民俗学在研究拓展上，建立国家文化模式，这是学术目标，也是社会责任。目前很多西方国家、乃至非洲国家，都很重视民俗学者参与这种国家文化建设，以抵制全球化霸权大国以科技进步统一世界多元文化的吞食策略，抵御金元强国以经济增长控制别国文化建设权利的渗透手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俗、中国民俗研究机构和中国民俗学的问题，及其在与国家文化建设的互动中所持有的积极学术作为，就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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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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