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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对，其实国内学者早就作过这方面的探索，只是我们现在受到学科本位主义的局限，将这些早期的探索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就率先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当时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人们可以利用“地下资料”来补正“地上资料”之不足，王国维本人就利用甲骨文上的称谓对《史记•殷本纪》进行了考证。当然，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主要指的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还没有超出文献证据的圈子，但毕竟为以后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王国维之后，随着文化人类学知识在国内的传播，郑振铎和闻一多等人利用民间的口传资料、跨文化的民族志资料等，从比较文化、比较神话学视角进行古史个案研究，像郑振铎的《汤祷篇》、闻一多的《伏羲考》，等等。后来的学者将他们采用的这种方法总结为“三重证据法”。此外，当时比较系统地对神话传说时代的古史情况进行研究的，有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等。但当时考古发现非常有限，因为中国考古学在文明探源方面的重要发现是以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为开端的，所以这些古史研究主要依据的还是传世文献。1995年，内蒙古的一位学者陆思贤出版了一部《神话考古》，从书名就知道，作者想打通神话学与考古学。这本书尝试将王国维、徐旭生和丁山等人的研究路径和以袁珂为代表的神话学路径结合起来。其缺憾在于，与国际的比较神话学研究比较隔膜，没有参考国外同类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使得自己的研究视野和格局受到前辈国内学者的限制。另外有李学勤的《比较考古学随笔》、《走出疑古时代》等，与文明探源的主题切近，但也缺少神话学的研究维度，对考古发掘出的一些史前玉器、图像等，难以作出比较圆满的解读。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上古神话观的重要载体，你不从神话学的角度去探讨，较难打开局面。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物，文物的意蕴也就无从求解。经过最近几年的研究实践和思考，我又在“二重证据”、“三重证据”之上提出了“四重证据”，想尝试进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领域。我们已经积累了初步的研究经验和成果，目前急需的是将这个学术团队培养起来，让众多的学术新人参与到这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中来，这就是本课题启动的学术背景和方法论创新方面的考虑。
苏永前：西方神话研究起步很早，古希腊时期，一些思想家已经尝试对神话进行解释，比如著名的欧赫美尔主义，后来出现的影响比较大的神话学派主要有自然神话学派、人类学派、仪式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结构主义神话学、女性主义神话学等。自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这些派别在国内神话学界陆续作过介绍，有些学派，比如像人类学派，对整个20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一直发生着持续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国外有关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在国内介绍的比较少，许多人还比较陌生，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叶舒宪：国外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主要体现在神话图像研究和神话史前史研究，也可以称之为神话考古学派。文明起源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新石器时代到早期国家出现的这一时段，这正是通常所说的神话思维时代。由于理性和科学在这个时段还没有确立起来，此时期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就是神话，它成为日后各种知识、各门学科的共同源头。所以，对神话传说、神话思维、神话意象、神话仪式的综合研究，能够发挥特有的跨学科透视，给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以及早期人类的生活与信仰世界，提供一种解释的线索。过去的神话学研究主要是文学立场的，无论你在前面提到的哪个学派，都首先把神话看成是一种关于神的“故事”，所针对的主要是以“故事”形态呈现出来的神话，也就不能扩展到文字叙事、口头叙事以外的领域。晚近兴起的神话图像研究与神话史前史研究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文本化的神话观念，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了文字产生以前的时代，充分利用史前物质文化的实物，比如神像、陶器图像及纹饰、玉石器造型等，然后广泛参照民族志的材料，来解读其中所隐含的观念信息。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日本神话学家吉田敦彦的《神话考古学》、《绳文土偶的神话学》、《日本人的女神信仰》；美国考古学家兼神话学家金芭塔丝（M. Gimbutas）的《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女神文明》、《活着的女神》；德国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的希腊文明发生研究与神话生物学理论；苏美尔文明研究专家克雷默（S. N. Kramer）的《苏美尔神话》等，这些学术名著对我国的文明探源研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尤其是金芭塔丝的著作，在国外影响非常大，在国外英文书店常年畅销不衰，《纽约时报》曾有好几篇文章是关于她的。这么一位神话学大家，国内学界却罕有人提及。可见我国的神话学研究在视野方面较为封闭，与国外学术前沿还有相当距离。
苏永前：您提到的这些神话学名著在国内确实还比较陌生，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是语言障碍。目前您有没有组织翻译这些著作的计划？
叶舒宪：作为本课题的前期准备，我曾经组织翻译过金芭塔斯的搁笔之作《活着的女神》，但目前看来还是很不够，需要大规模地引进和较为全面地介绍。上面列出的这一大批国外神话学研究成果尚未进入中华文明探源的视野，国内学者不了解国际学术的新进展和新突破，因而基本上局限于自说自话的滞后状态。这无论是对我们的文明探源工程还是对我们的神话学理论建设而言，都是一种缺憾。我们想借这次机会，系统地组织翻译20世纪最重要的比较神话学成果，包括十七部专著和文集，目前都在进行之中。将来如果条件许可，还会进一步扩大到五十种或者更多。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推动我们的文明探源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国神话学乃至人文学科的建设。与此同时，我在指导自己的博士生时也注意引导译介方面的选题。如王倩的的博士论文《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论》已于近期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填补了国人自周作人、茅盾以来近一个世纪对希腊神话研究史现状的知识空白。总而言之，20世纪后期以来，国外的神话学无论是在学术视野上，还是在研究范式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由于语言、文化的阻隔，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没有及时地翻译、介绍到国内，国外也极少有神话学专家能直接从事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而中外学术沟通方面的这种缺失正是本课题需要努力弥补的内容。
二、走出文学本位和道家本位的神话观
苏永前：20世纪以前，国外一些学者曾断言中国没有神话，所以自从上世纪初神话学经由日本传到中国以后，许多学者都致力于从古籍中寻找类似于古希腊神话的工作，有些学者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仔细，比如已故的袁珂先生，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神话体系的整理和重建。这便带出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有这么多的神话材料，但中国历代典籍中为什么没有“神话”这个词？中国学术传统十分悠久，为什么没有人对神话现象进行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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