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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亚细男(一译福田阿鸠)是当代日本重要的民俗学家，他曾经担任日本民俗学会会长，对历史民俗学有专门思考，他写了一篇文章《历史民俗学的方法》，收在《日本民俗研究大系》中，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对历史民俗学最为深入探讨的论文。他对历史民俗学有一个简洁晓畅的定义：“历史民俗学乃是通过并未自觉其为民俗，但却被过去记录下来的民俗资料，从而揭示历史的学问”。历史民俗学是依靠过去的民俗资料呈现民俗历史的学问，那么历史遗留的民俗记录资料就非常重要。福田就此进一步论述“若把过去被记录下来的资料称为‘文献’，那么，历史民俗学也就成了文献民俗学”。当然他所谓的文献并不专指文字记录应包括各种图像，也不尽是写在纸上，各种金石文字也都属于文献范围。虽然依赖文献研究历史民俗或民俗历史，但历史民俗学是属于民俗学学科领域，因为它注重的是民俗的属性的研究，就是用民俗学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一些现象，也就是说历史民俗学本质上是以民俗学为前提的，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它有一个更细的说明，就是说历史民俗学必须是对超越世代，而传承下来的民俗事象研究，它研究超越历史的，延续到现在的，不是完全消亡的。他说：“因此，历史民俗学乃是通过被过去的文书所偶然记录的民俗事象，进而揭示历史事象之传承性侧面的研究方法。”这跟我们的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福田强调历史民俗学是过去的文书，或者偶然记录的一种事项，不是说为了研究历史民俗而记的田野记录，它是生活服务的东西，它是一个偶然记录。[11]
韩国民俗学界基于重视本国文化主体性视角的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重视民众生活史的研究，并酝酿成立专门的学术组织，1990年初正式成立韩国历史民俗学会。在拟定“历史民俗学会”这一名称时，韩国学者“既基于可以首创一种‘学’的现实性期待，又立足于当下对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学的现实要求。”因此其会刊也定名为《历史民俗学》(1991)[12]“历史民俗学”作为刊名标举于学界，这不仅是一面聚集专门学者的旗帜，也是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艺的阵地。韩国历史民俗学会的同仁在学会系列活动中，致力于“在书写的历史和不书写的历史的字里行间再构建‘生动地生活和呼吸着的民的历史’”。[13]韩国历史民俗学者这种学术关切，体现了现实社会对本国历史文化认同的精神要求。韩国历史民俗学的学术起点似乎与日本柳田先生相近。
上述日本、韩国学者对历史民俗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与论证，这对于中国民俗学学术体系中的历史民俗学建设无疑有着现实意义。但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情况与中国的学术发展实际，中国的历史民俗学与国外有所不同。中国民俗学的奠基者钟敬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特别重视历史民俗学的建设，他很早就开始了属于中国历史民俗学范畴的研究，他的晚清民间文艺研究至今仍为典范；对于古代民俗事象也多有研究，如《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七夕风俗考》等；他重视对古代、近代民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有关《山海经》的民俗文化研究，《楚辞》中神话与传说的研究，《帝京岁时纪胜》中的禁忌研究，以及对《粤东笔记》、《粤风》、《杭俗遗风》的研究介绍，钟敬文还重视域外民俗文献研究，他自己曾亲撰关于朝鲜岁时民俗著作《东国岁时记》的研究文章。钟敬文不仅在历史民俗学领域有诸多开创性的学术实践，而且他熟悉中国历史传统与民俗文化，有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因此钟敬文在倡导建设中国民俗学时，重视中国民俗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联系。早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期间的讲演中，钟敬文就提出了“历史民俗学”概念。他讨论了民俗学属于古代学还是现代学问题，虽然强调“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但他特别指出：“我们还有民俗史、民俗科学史要研究和写作呢。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多民族的、风俗发展的历史资料，应当重视并进行整理研究，这就是中国民俗史。两千多年来，我们学界在这方面留下了大量文献，其中有关于风俗的专门著作或者片段的意见，如《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专著，都是相当贵重的。……另外关于别的民族的风俗记载文献，如《真腊风土记》，是关于柬埔寨的，内容虽不很丰富，但涉及面较广。对它要不要整理、研究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这种研究应该叫做‘文献民俗学’或‘历史民俗学’”[14]由此，我们能够充分体会到钟敬文对历史时期民俗事象的关注与民俗文献整研究的重视，但这时钟敬文尚未对历史民俗学进行学术界定，也没有对它在学科中的位置作明确解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钟敬文对历史民俗学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不仅明确地将历史民俗学与理论的民俗学、方法及资料的民俗学并列为民俗学结构体系的三个方面，而且对历史民俗学有了具体的界定：历史民俗学包括民俗史与民俗学史两个部分。对此他有具体的论说：民俗史是“对综合或者单项的民俗事象的历史的探究与叙述，包括通时的或断代的事象的探究与叙述。”民俗学史是“关于民俗事象的思想史、理论史，也包括搜集、记录、整理和运用它们的历史。”[15]研究民俗学史的目的是了解民俗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了解前人在民俗学发展过程中所作的工作，总结出民俗学发展的一般特性。对于民俗史与民俗学史的研究方法，钟敬文也有自己的思考，[16]具体内容我们在下文予以探讨。钟敬文将历史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结构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构想，体现了钟敬文基于中国民俗学术传统学术创见。这在中外民俗学发展史上也前所未有的学术创新。日本学者虽然在钟敬文之前，提出了历史民俗学的概念，但他们都将历史民俗学作为民俗学诸多分支学科之一，更关键的是他们只是从研究视角上说明历史民俗学，没有一位学者将历史民俗学放置到民俗学体系核心结构中。
1995年在北京妙峰山“中国民俗学论坛”上，钟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程蔷研究员提出可否建立“历史民俗学”的问题时回答：“我以为是可以的”，“历史民俗学应当包括古代民俗志、民俗史、民俗学史以及其他有关著述。”[17]钟敬文在199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长篇报告，“一般民俗学只讲以上两种(指理论民俗学与记录民俗学——引者注)。不过我以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应该加上历史研究这一条。中国有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不进行历史民俗学研究是说不过去的。”[18]钟敬文先生在经历了中国民俗学研究80年后，提出将历史民俗学作为中国民俗学重要组成部分，显现出他整体的学科意识与深邃的学术眼光，他为中国民俗学打开了学术的新路。
钟敬文在历史民俗学领域还进行富有成效的推进工作，他在研究生学位课程中开设《中国民俗学与民俗学史》课程；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安排相当数量的历史民俗学研究题目，比如《山海经》神话研究[19]、《史记》民俗研究[20]、《荆楚岁时记》与传统岁时观念的研究[21]、明清民间文艺史的研究[22]、现代民俗学思想史的研究[23]、《泰山香社研究》[24]，以及《建国初十年(1949-1959)民俗文献史》[25]、等，为历史民俗学学科奠定了学术基础。在其晚年还申请承担了最后一个国家课题《中国民俗史研究》(2000年)[26]，对历史民俗学的建立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当然在中国历史民俗学建设过程中，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重要的学术实践、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建议与思考。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他早年在历史民俗学领域卓有贡献，如《孟姜女故事研究》、妙峰山香会的历史考察等。此外，江绍原的《中国礼俗迷信》、钱南扬的《谜史》、郑振铎的《汤祷篇》、闻一多的《伏羲考》、袁珂的《中国神话史》、张紫晨、王文宝分别撰著的《中国民俗学史》等，都是历史民俗学的重要成果。钟敬文等一批民俗学者为建立中国历史民俗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近年来有几位中青年学者在致力历史民俗学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成果也值得注意。[27]
从钟敬文及诸多前辈同好的研究中，我们对作为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之一的历史民俗学有了较多的了解与体会，为了让这一学科获得学界同仁认同以及发挥它更大的学术效用，我们不妨对它进行归纳总结，提出若干理论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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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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