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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是我关于中国民族史系列研究中最新的一本著作。它与我过去的两本著作《华夏边缘》以及《羌在汉藏之间》，皆有密切关系与延续性。对《华夏边缘》来说，这本书可称是其续篇，更具理论与体系地说明华夏与其边缘区域人群经由历史互动，而形成今日中华民族格局的过程。对《羌在汉藏之间》来说，本书是其反思篇。由羌族研究中认识到“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之后，我重新理解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历史，视之为一种与前者不同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产物，以此解释“炎黄子孙”与“弟兄民族”的深层历史意义.《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而本书则是化熟悉为陌生，经由此过程而使得反思性新知得以重生。
因此，这本书是新的学术视野与现实关怀下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也是我所提倡的反思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反思不同于解构，反思性研究也不同于后现代研究。后现代研究因其所蕴含的现代主义观点而忽略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与现在间的断裂，因而也对政治社会现实常采批判与解构观点。至于解构之后如何再造社会现实，或如何促进国家、民族、阶级。
……
·书摘·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与国族史学等，皆先后随西方及日本势力进入中国。这些学科知识之累积，都涉及必要的长期田野研究，然而即使是在20世纪4。年代之中国，各学科之田野工作仍只在起步阶段。虽然如此，当时民族史著作已大量采纳这些相当初步的学科知识，与一些新学术名词概念——这些学科知识与相关名词概念，是构成“民族史”文类的重要因素。譬如，在前面我曾提及，傅斯年等学者以考古学、体质学、神话学等，证明上古东北各部族在血缘、文化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人种”、“体质”、“考古文化”等概念，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论述里。又如在王桐龄之《中国民族史》中，作者称东南“吴越”民族有断发、文身之俗，与汉族在语言、血缘上都有差别。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作者认为“粤族”也就是“马来族”，其文化特征为文身、食人、断发、裸身等。这些由古文献或奇风异俗志中摘取的刻板知识，显示作者们已深受“民族文化”概念之影响。
也在此一时期及略晚，考古上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体质学上的“蒙古人种”，语言学的“泰掸系”、“苗儒系”等学科分类与范畴概念，都被用来与“民族”范畴相结合。因此，虽然对绝大多数的满、蒙、藏等边裔族群而言，黄帝或炎黄子孙历史记忆之意义不大，然而“蒙古人种”、“汉藏语系”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北方青铜器文化”等体质学、语言学、考古学范畴之知识建构与它们彼此间的联系，广泛被用以描绘国族边缘与强化国族内部凝聚。到了2。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的早期“民族史”相比，显然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与考古学等之相关知识内涵增加许多;相对地，“黄帝”或“炎黄”的历史，以及太伯、庄趼等“英雄徙边记”历史，逐渐失去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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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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