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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某乡村 摄影／田俊
3 乡土教材何为？
“老师，柳树是什么？枣树呢？”这是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学校一个孩子的问题，在他的课本里，有《柳树与枣树》的故事，可是在他生长的地方，既没有柳树，也没有枣树。面对这样“简单”的问题，老师不知道该如何做答，资料和图片不能够代替实际的生活经验，于是知识的传递只能模糊而懵懂地进行。相比起柳树，超市、飞机、地铁，对于乡村孩子来说，是更为陌生而遥远的概念。然而这类名词和概念，却伴随着其整个学习过程。“要达到同样的教育目的，为什么不能利用当地的素材呢？如果课文里讲的不是柳树和枣树，而是当地的一种植被，孩子们学习起来是否会更容易？”郝冰发出这样的疑问。同样的问题，徐特立也问过：“我在延安时，曾见有人写了一篇关于宇宙知识的文章，写得太深。我问他：‘为何不从延安出发？’他说：‘从延安出发怎么能讲宇宙观？’我说：‘延安是否有天，延安是否有地？如果是有的话，那就可以从延安出发讲宇宙观。”头上的天，脚下的地，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水土，正是教育所应当依赖的最基本的素材，这是许多乡土教材编写者编写教材的出发点。
“统编教材在课程设置时，是按照学科系统编写的。比如数学，一个孩子上过数学课之后，可以了解到各种数学定理、学会解方程式。但是他可能初中毕业，还不会基本的簿记。”统编教材铺就的通往更高层级学堂的道路并不适合每个人，而在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时，以往书本上的知识便显得远不敷用。“教育不为人生提供帮助，是一大失败。”温和的郝冰谈及此时，显得有些愤怒。从扶贫的角度切入，成为乡土教材编写的另一向度。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开发的《好日子等着你》——“实用语算”、“实用生活技能”教材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如何养好猪”、“开一个自己的小商店”这样适用于留住乡村的生存技能，到“了解城市公交车”、“如何签订合同”等城市生存的基本常识，都被包括在这样一套教材之中。
目前，还没有人和机构对乡土教材进行全面研究与规范，乡土教材的内涵与外延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对于什么样的内容应该被编写入乡土教材，乡土教材的编写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关注重点。不过，“把根留住”的呼唤，成为目前大多数从事乡土教材编写工作成员的共同理念。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令大部分乡村孩子面临终有一天离开乡土的命运。背井离乡之时，怎样看待曾经的家乡，不屑、歧视还是充满珍视，在大一统的教育中，这些问题没有被给予解答。乡土教材的编写者希望能够回答此类问题，并尝试提供一种“珍视乡土”的价值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被认为是近年来编写乡土教材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称自己是从教育部《新语文课程标准（草案）》中受到了启发。课标提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文化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钱理群的忧思更为深远，2003年出版的由其主持编选的《贵州读本》明确提出“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一理念。钱理群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忧虑的不是大家离开本土，忧虑的是年轻一代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以及土地上的人民产生了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和心理上的疏离感。所以乡土教材不仅仅是增加学生对一些乡土的了解，更主要的是建立他和乡土，包括乡土文化及乡村的普通百姓、父老乡亲的精神血缘联系。”
4 困境与希望
“你们有多少预算？”在2006年乡土教材开发编写与使用研讨会上，一名参会者向绿驼铃提出问题，讲台上绿驼铃的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编写民勤县荒漠化乡土教材的构思。略微沉默之后他回答，“我们只有2000元”。2000元，也许仅仅是一张机票的价格，但却是绿驼铃编写民勤县乡土教材的全部预算，“全部”意味着从前期调研到后期印刷、发送，都必须从这2000元里开支。但这样的答案并没有激起其他与会者的惊叹，因为他们手中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并不宽裕到哪里去，最多也不过在2万元左右。在所有乡土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撰者都是义务的，没有一分钱的稿费。即使这样区区2万元，也必须依靠其他项目基金会的资助。比如“天下溪”开发的乡土环境教育教材系列，就是在国际鹤类基金会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与经费稀缺相对应的，是这些教材一般都以免费发放的形式推广。有着项目资助的教材，也并非一劳永逸，项目都是带有试验性质的，试验虽然成功，后续的开发和使用如何进行，也成了摆在乡土教材开发者面前的大问题。
与资金同样短缺的，还有人。一方面，从外部推动乡土教材开发的志愿者队伍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我爱拉市海》只有薄薄45页，但主编者却为此忙碌了整整一年。2005年11月中，天下溪拉市海乡土教材开发项目组一行四人赴拉市海进行前期调研，走访了坝区的数个村庄及学校，拜访当地村民，与教师交流。通过这次的调研，项目组收集了当地文化、风俗、环境等方面资料，与当地教育部门及学校建立联系与合作。回京后，项目组完成了教材大纲及细目的编写工作，但这仅仅只是开始，教材细目被发回拉市海，当地的老师反馈回他们的意见，修改，反馈，再修改，最后拟定的大纲发往拉市海，由当地教师自愿参加教材编写。然后是一稿，专家统稿，改写，二稿，2006年5月，《我爱拉市海》的编写工作才告一段落。利用暑期，《我爱拉市海》的开发人员再次与当地教师进行交流，并进行相应的培训和试讲，根据试讲实际再进行修订。这些琐碎而重要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是地方上认同乡土教材理念，并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推广教材的教师；在《我爱拉市海》的封底上，有着一长串名字：其中既有韩静、王小平这些外在推动者，更多的则是拉市乡的乡村教师们的名字：和恩胜、和建国、木作良、木金樑……“外在的推动是暂时的，我们希望的是给乡村学校带来积极的，建设性的因素。”作为一个外部推动者，郝冰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一线教师参与到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推广中来，最后转变成他们自觉自主的事情。
除了资金和人力资源，与当地教育机构的协调，和应试教育的冲突等等都是横亘在前无法忽视的难题。作为统编教材之外的补充教材，一方面是谁来教，用多少课时教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升学压力渐增的当下，老师和学生愿意投入多少精力，又有多少兴趣的问题。在天下溪主办的研讨会上，对在应试教育下乡土教材生存空间的探讨也是与会者交流的主要问题。
然而困难和希望总是相依相傍，先行者的步履虽然缓慢，但每一步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北京47中位于海淀区北部，是一个农村中学。学校通过组织学生进行课外活动，对周边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作了搜集和整理，汇编成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乡土教材。47中校长国敬华校长介绍说，“原来学生总觉得家乡属于农村，文化落后。但自从看了乡土教材后，许多学生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家乡也很美。原来一聊起家乡觉得无话可说的学生，现在都能给别人当故乡的导游了。”而郝冰在2003年参与编写的《其其格的故事》原本是设计给草原上的小朋友们看的，“没想到很多牧民也被吸引了，他们常常一口气读完，兴奋地指着其中的插图说：‘以前草原就是这样的。’”《其其格的故事》最初只印了1000本，后来，给这本书画插图的陈继群和几个好朋友凑了几千元钱，加印了8000册，然后开车去大草原，分发给那里的小学校和牧民。“觉得自己的理念是和当地人能达成共识的，是和那块土地上的人的脉搏能够相振动、相吻合的时候，是我最喜悦的时刻，也是我最大的动力。”
郝冰不愿意为“天下溪”目前所做的事情赋予更多更高大的意义，“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不要把它说成是那么大，能承载那么多的东西。文化的自信心等等，不是靠一本教材能建立的。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所做的是多提供一种选择，在孩子们面对人生，面对未来，面对变化的时候，能够多一种价值选择。但是怎么选择，接受多少还是孩子们的事情。”（来源：《中华读书报》；记者 熊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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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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