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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磊宁]“民族识别”的分类学术与公共知识建构
——斯坦福大学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博士专访
  作者:[美]墨磊宁(ThomasS.Mullaney)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21 | 点击数:624
 

  刘琪:比如您在会上讲到的戴维斯(H.R Davies),以及他和后来的学者,如凌纯声等人的关系,也谈到戴维斯的云南民族分类对后来的民族识别的影响。那些东西您是从哪里看到的?

  墨磊宁:应该是通过看凌纯声等人的文章知道到的,他们的文章里常常会谈到戴维斯。当时,我不知道戴维斯是谁,但好像每三篇文章中就会有一篇提到这个名字。后来,我看了戴维斯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这本书,这本书的附录里谈到了民族分类。我是从这一天开始注意到丁文江,注意到他编辑出版的《爨文丛刻》,还有李济等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越来越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详细说来,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学家们不太愿意按照语言学家的角度进行民族分类,但是,除了语言之外,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做一个民族分类,如果按照宗教、文化进行,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民族什么宗教都没有,这就不好分析。但是语言谁都有,所以把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是最有代表性的,是非常有用的。另一方面,看他们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也并不是很满意语言这个民族分类标准。为什么不满意呢?并不是因为戴维斯是老外,而是因为语言不能在所有的情况下代表民族,所以他们对这个民族分类有点不满意。其实戴维斯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他很清楚地在他那本书里面提到语言不能作为民族的代表。对于他们而言,最理想的就是做体质人类学,他们想如果以后有机会,也做体质人类学的分析。但当时暂时没法做,所以他们只能依据语言的分类,体质人类学还要等待later generation(后辈)去做。但是,过了10年、20年、30年、40年也还是没有人做,还是凭原来语言学的标准进行民族分类。所以,就像彭文斌老师说的“中国化”“本土化”,其实不是“中国化”,而是“民族学化”,因为他们是民族学家,不是语言学家,他们不太喜欢凭语言进行民族分类。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凌纯声、马长寿提出民族分类法都是在1936年,他们分别写了两篇文章。他们的民族分类法和戴维斯差不多,但是他们把所有的“语言”这个词都去掉了。比如,戴维斯所写的是藏缅语系,但是他们把“藏缅语系”这个“语系”去掉了。

  后来,到4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的民族学家所写的文章里,都不谈语言,而是谈民族。但是,跟以前的民族分类仍然差不多。不仅是他们所承认的二十几个民族分类是一样的,而且民族分类的结构也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结构有五个层,最大的是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里面应该有两个语族,还有语系,还有语言、方言等。语言和民族一样,就是他们用来作为representative(代表)的东西,即语言民族方言的支系。如果我们看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分类法,完全是按照这种五层的分类法进行的。所以,可以从很多角度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刘琪:那您接下来还准备在这方面继续做一些研究吗?能透露一下您会找什么题目吗?关于民族识别,您有哪些著述呢?

  墨磊宁:我对语言非常感兴趣。如果有机会,我会做一些语言方面的研究。题目嘛,还不好说。我的第一本书很快会寄给出版社,这本书是关于1954年的民族识别的。书名可能会叫Coming to Tems with the Nation。这可以说是一个双关语,在英文中,coming to tems的一个意思是“接受”,如果我coming to tems对这件事情,就是我接受了;另外,tem还有一个意思是名字、名称。因为做民族名称、民族识别的过程都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所以是coming to tems with the nation。此外,nation这个词也指民族。书名大意是指中国民族的构建过程。至于以后的计划,我有很多想法,现在还在考虑之中。

  刘琪:也就是说民族识别是您这段时间最关心的问题,那您在西南地区还有其它关注的问题吗?

  墨磊宁:有,是在贵州。在50年代,有几个少数民族没有语言文字,中国政府当时派了几个语言学家到贵州去,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这样说,我最喜欢的东西一方面是语言,一方面是科学,即科学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比如,我们这次学术会议只有几个研究员来参加,外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可以说,我们在大厅的知识范围很小,就像三、四十年代民族学家的情况,他们认为云南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但除了这二十几个学者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怎么回事,但是,现在己经有无数的人知道了云南有二十几个民族。50年有这么大的变化,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我非常喜欢思考这一过程,就是原来范围非常小的一个想法,通过一个历史过渡,变成了一个common sense(常识)。就像北京时间是在1949年才出现的一样,以前中国有50个时区,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北京时间是理所当然的。以前认为需要要统一时区的人很少,但是现在呢,有13亿的人都想统一时间,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北京时间在50年中,从很少的一部分人发展到了全世界人都相信的东西。

  刘琪:您1988年第一欠到中国,到现在快10年了,您对中国,特别是对西南地区,有什么印象?有没有认识其他研究西南的学者?

  墨磊宁:我在北京呆了总计有3年的时间。我在西南的时间,在昆明应该待了3个月,后来在成都待了3个月。我走过的地方还有重庆、大理、丽江,以及成都周围的几个村子。感觉非常好,比北京舒服得多,生活的节奏慢些,而且大家对人很热情。我非常喜欢。

  我认识几位西南研究的学者。我和张兆和老师在6年前就开始通过e-mail联系,但是,在到大理开会之前,我没有见过他,他也没有见过我。我们后来成了同屋了。(笑)在报到那天晚上,他十二点进入房间,我说:“你好,你好!”我对他很热情,因为我知道他是谁,但他不知道他的同屋是谁。后来他问:“你是谁?”我说:“我是Thomas Mullaney!”他说:“哦!!”此外,我认识的学者还有郝瑞(Stevan Hanell)和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麦特•汉森(Mette Hansen)。还有彭文斌老师,我们2001、2002年左右在华盛顿见过一次面。还有施蒂恩(St phane Gros),他是研究独龙族的一个研究员,他是法国人,现在在美国。他在法国的时候,我们合作做过一个期刊的专题,与1954年的民族识别有关。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通过e-mail联系,到2006年才在斯坦福大学的夏令营见面。我也认识一些中国本地的学者。如原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工作的郎维伟老师,西南民族大学的蔡华老师。比较老一辈的有王晓毅老师,他是研究西藏的;孙宏开老师。还有寥旭龄,她原来是傅懋绩的学生,后来他们结婚了。

  刘琪:这次是您来中国参加的第一欠关于西南研究的会议吗?您对这次会议有什么评价?

  墨磊宁:我很喜欢这次会议。我觉得这种会议办得越来越好,就像今天会上,发言结束以后还有时间让大家提问题。我觉得学术会议应该让发言者把还没有做完的研究讲给大家听,请他们指教。所以,如果没有时间让大家提意见的话,对发言者没什么好处。而且参加会议的研究员如果不能直接问发言者,可能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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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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