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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本通弥]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的变化
  作者:[日]岩本通弥   译者:施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06 | 点击数:1721
 

  (二)现代社会的民俗学分析

  由于《远野物语》出版于1910年,所以可能仍有不少人觉得民俗学应是研究地方自古传承的风俗习惯的学问。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为了让大家理解民俗学与现代社会分析有相通之处,这里再介绍一本民俗学研究成果。2005年,德国民俗学家阿尔弗雷德·雷曼(Albrecht Lehmann)的著作《森林的民俗学》被翻译成日语出版。在德国,森林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0%,森林被赋予了很多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意义。正是这种历史性将德国孕育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先进国家。雷曼在著作中讨论了在纳粹时代,森林如何被表象并发挥了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性作用。不仅如此,他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进行访谈,对他们“讲述”的内容进行民俗学分析,解答了积极参与环保运动的人们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以森林为首的自然环境的何种信息,他们是怀着何种意识被动员来参与这些运动的等问题。他在研究中多声性地描绘出了不同社会阶层和部门领域的人在不同的意识下是如何认识现实的,揭示了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和判断。此外,他的讨论还涉及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等,可以说他所展示的是各种意义赋予行为相互交错在一起的整体。

  森林在德国的历史上有着极高的象征性意义,然而在1980年代,伴随着科隆大教堂的老朽,“森林的死亡”成为人们提及世界规模的环境破坏时常用的隐喻。这样的隐喻源于对学者们的“酸雨”“臭氧层空洞”等新“知识”重新编排。另外,媒体大肆宣扬一个“预言”——由于温室效应的影响,“德国的森林将在1990年代彻底消失”。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这个“预言”被用到了很多环境保护运动中。如今看来,1990年代森林会彻底消失的“预言”已成笑谈,但它却真实地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生态运动。雷曼把这个事实(过程)与现实感(参与环境保护运动的人与政府政策中如何引入“知识”,在以什么为判断如何使用和消费文化观念)相结合起来,在这种事实与现实感的关系中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这种“预言”以及大众对其深信不疑的现象与中世纪神学家确信“第二次洪水”即将到来有神似之处,揭示了现代社会或媒体社会的真相以及其中隐藏的危险。日本也不例外,很容易联想到几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环境激素问题或最近的《发掘!应有尽有大辞典》。事实上,过去远野的人们对河童或座敷童子所持的半信半疑态度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对“森林的死”或环境激素等感到不安在认知方法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在柳田的时代或《远野物语》的世界,人们通过自身周围生活经验中获得的直接知识和认识以及在共同体中传承的知识对现实进行判断并建构故事;而在现代,我们则通过媒体吸收知识和认识甚至是价值判断进而认识社会和世界。在如今的媒体社会,现实的民俗便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而产生的。自诩为现代人的我们不应嘲笑过去相信河童的人们,因为我们与他们一样,一边与极其可疑的信息相伴,一边对现实进行判断和认识而生活着。

  至此,我们可以再次总结什么是民俗学了——即它是一门探讨事实和认知之间关系的科学,它关注人们如何把包括以人类的智慧尚难理解的事实转换成可以解释的事物,观察人们如何认识事实、赋予其意义并建构一种现实感。这种现象和过程,或者说“小人物们”“普通市民”的具体的“日常”正是民俗学所关心的范围。至于类似河童等对象本身则只是乡土史学家或者拥有强烈好奇心的人感兴趣的范围。当然,大量地收集这些兴趣的对象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只是当大量的资料被收集起来后,人们便容易沿着与前文所述的现实感相同的逻辑自然地看到某种连续的“传统”。然而,认为民俗学就是把断断续续的资料连结起来进而发现“传统”的科学的看法,早在40年前的德国等地就已经被否定了。

二、现代家庭崩溃了吗?——现实感与现实

  (一)家庭内杀人的实际情况与民俗

  本次演讲的介绍手册上有如下一段说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类媒体上充斥着少子化、高龄化、晚婚化、家暴、虐童等有关家庭问题的报道。同时,由于过度强调其中的问题性,社会上蔓延着一片不安的情绪,又引发了新的问题。”我的研究,以及上文提到的民俗学的前提都是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我的研究,分别解读这种不安定的家庭现实和不安的幻想。

  至今为止,我站在民俗学的立场上做的最主要的研究即“亲子殉死”(日语为“親子心中”)问题。准确地说,这里所说的“亲子殉死”指父母在自杀前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在日本,人们遮掩了杀人的事实,转而用“殉死”这个经过美化的词汇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和理解。父母自杀,同时杀死自己的孩子这一现象古已有之,只是在大正末年,此类事件的数量急剧增加,才开始被看做是“社会问题”。随之,“母子殉死”“一家殉死”“亲子殉死”等附加上“殉死”的称谓才普及开来。以此为中心,我长期关注诸如夫妇殉死、夫妇间杀人、或是曾被称为“尊属杀人”的弑父弑母、以及杀子、弃儿、虐童、家暴等伴随着暴力的家庭现象(这里暂且统称为“家庭内暴力”或“家庭内杀人”),同时也被看做是偏离规范的现象。通过观察家庭内暴力现象,我试图窥探家庭的状态,剖析现代家庭的诸多问题。我听说韩国在1980年末“亲子殉死”(在韩国一般把“亲子殉死”称为“同伴自杀”)也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后,便于1989年后,将韩国作为日本的比较对象,从两者文化和现象的相异之处出发,以便进一步探讨日本的此类家庭现象。

  2006年,媒体报道了多起弑父弑母以及杀子的家庭内杀人事件,而我在其报道方式之中察觉到了异样之处。这些报道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家庭内杀人事件正在流行性地频发,已经走到了“家庭崩溃”的边缘。但是,这种看法事实上是混淆了现实和幻想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正是进行中的民俗世界。媒体反复地提及这些悲惨事件,电视上循环播放着相同的画面,评论家们的口中“家庭崩溃”俨然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几乎成为无论哪个家庭都避之不得的关键词。另一方面,随着电影《永远的三丁目夕阳》的公映,昭和30年代(1960年左右)一家人围坐在矮脚桌旁享受温馨的团圆之乐的情景在媒体上被反复使用。由此,人们开始怀念昭和30年代,社会上也形成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可以的话,真想重新回到那个让人怀念充满人情味的时代。甚而,国家政策上也把弑亲杀子事件的“频发”与学生对社会课程的懈怠联系到一起,继而引发了教育基本法的改正。但是,在我看来,这其中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因此,在下面的探讨中,我将首先描述家庭的实际情况(关于家庭本身很多学者已有所讨论),这里主要聚焦家庭内杀人的实际情况,着重辨析“亲子殉死”或弑亲杀子等家庭内杀人的统计结果。其次,我将解释人们认识有关家庭的事实而形成的“现实感”。最后,我将在进一步分析现实和“现实感”之间相互背离的原因,然后讨论这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日本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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