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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陶塑:泥土烧结的文化志
  作者:邓启耀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05 | 点击数:1318
 

  二、泥土烧结的文化志

  墓葬陶器的大量出土,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先民心目中彼岸世界的模样,那是现实世界的模型和翻版。人们以陶和其他物质制作的人俑、车马、房屋、用具,为墓主人提供类似生前的一切服务,并将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状态永远凝固。

  经过若干世纪之后,地面上的人和事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地底下埋藏的东西大多还保持着千百年前的形态。它们让后人穿越时空,“看”到遥远过去的样子:古人的房屋结构是什么样,怎样穿衣装扮,有什么用具,做什么营生(生计模式),属于什么族群,需要什么神灵护佑(宗教信仰),享受何等待遇,具有哪种阶位“规格”(社会结构),等等,犹如一部部泥土烧结的文化志。

  (一)建筑

  就像现在为亡灵焚送纸扎别墅一样,古代用陶屋随葬。从陶屋模型的结构和建筑构件看,南北建筑样式和功能各有不同,但砖瓦的普及,说明把泥土烧结后使用的工艺已有多向延伸,同时也决定了中式房屋的基本样式。

  南方出土的陶屋,门窗较北方大很多,显然是为了满足南方湿热气候通风透气的需要。广东甚至出土了干栏式陶屋,底层架空作为畜厩或存放杂物,人居楼上可避湿气和虫蛇。这种建筑样式,在多雨潮湿的南方尤为实用,至今仍在华南和西南低热河谷地区流行。很有意思的是,在一个东汉时期的陶城堡上,我们看到近代岭南地区流行的碉楼和围屋的身影:下层不开窗,高墙环绕难以攀爬,门有武士守卫;上有突出的城楼,城堡四角设角楼,窗户狭窄,便于防守。城堡内有陶屋,其间塑有众多家丁、奴仆、工匠、乐舞俑等。这种碉楼围屋式大宅,一般是较为强大的宗族所为,可防匪盗。与近代碉楼相比,变化在顶部:古代碉楼顶为中式四阿顶;晚清沿海华人大量出洋后,回乡盖的楼房顶则都变成了洋式。

  河南郏县明代墓出土的陶院落建筑群是为墓主人建造的豪宅:一座牌坊,三进院落,五脊歇山式牌坊与大门间,分列两排骑马俑。院门外有八字墙,门内有影壁,三进院以中轴线对称列出九座悬山式平房,一座堂楼,四个前后串通的门与围墙。前院左角置陶轿,后院左厢置灶,左角有磨、杵臼、猪羊等,院内分立男俑17人,女俑10人。这套宅院是中国古代北方民居的真实写照(图4)。南北建筑样式和功能,各有不同。

图4陶院落。邓启耀摄,2017年

  (二)服饰

  从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纺轮、骨针、玉石骨牙饰品和陶片上的织物印纹,可以窥知先民服饰及编织的部分状况。青海著名的舞蹈彩陶盆,让我们看到了衣有尾饰的舞者的身影。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曾有陶塑人体残件出土,其中一个残片似有可能成为所塑衣饰的某一局部,且表现出高度写实性和质感,从其两侧内收及结束情形推测,它所塑造的也许是由皮革制成系于腰际的装束,体现了五千年前北方衣饰的某种结构,留给我们一点自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皮韦服饰的具体印象。自从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将服制作为礼制一部分以来,服饰就不仅仅是蔽体或美观的衣物。殉葬的陶俑,穿服着不同的衣装,散发着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文化气息。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原与边地交往频繁,各民族错居杂处,社会文化风习互相渗透。宽博华贵的汉服唐装,是贵族士子的身份标志,其儒雅潇洒之风,迅速东传朝鲜日本;短小紧身便于骑射劳作的北方民族“胡服”,则为汉地劳动者所接受。这一时期的服式异彩纷呈,其中几脉影响较大:一为宽衣广袖的汉服唐装,循秦汉旧制,依然是社会上层依礼常服的样式;一为短衫裤褶的胡服夷裳,以北方游牧民族服式为仿本,深受劳动阶层欢迎;还有兼收二者之长,既承袭秦汉遗俗,又吸收域外奇装异服的新意,哪处时髦秀哪处。南北朝至唐代女子上衣紧身、短小、敞露,有的开胸很低;下装长裙曳地,或宽大多褶,或紧身随体(图5)。“上敛下丰”的时尚,至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流行。

图5唐代仕女陶俑。邓启耀摄,2014年

  (三)交通

  骑马是古代最便捷的出行方式,从北到南,都有大量骑马俑的出土。在西北沙漠戈壁地区,骆驼几乎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而在道路情况不错的地区,车舆的制造和使用,不仅增加了运力,更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在河道纵横的南方,水运是极为便捷的交通工具。从广州市博物馆陈列的几件陶船模型看,汉代的船舶制造,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一是船舶的形制多样,功能复杂;二是技术含量较高,能够适应内河及浅海的航行。如下图陶船(图6),是一艘可航行于内河和浅海岸的客货两用船,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船后有舵。舵的发明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船头两侧安插桨架三根,舱内横架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的牢固,加深船的吃水量。

图6陶船。邓启耀摄,2017年

  (四)狩猎

  狩猎,在底层百姓或专业猎户中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计模式,在王公贵族那里,却是武功征战的象征或休闲娱乐的一种生活方式。“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潇洒,只有生活富足的贵族和有余暇足风流的士子才可享受。生前如斯,死后也要把这种风尚带入坟墓。

  (五)养殖

  杭州余姚河姆渡遗址、浙江吴兴邱城遗址都出土过一些陶猪。结合同时出土的猪骨推测,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饲养猪、狗、牛、马、鸡等家畜家禽了。至汉代以后,从各地出土的陶牛圈牛栏(图7)、陶鸡屋模型看,养殖业已经十分规范,设有专门的厩栏。这些牲畜,除了助力或食用,还用来作为祭祀的牺牲。

图7汉代陶牛圈。邓启耀摄,2017年

  (六)农耕

  广东地区出土的东汉陶水田、西晋犁田耙田模型,形象地再现了古代南方水稻耕作的情形。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耙田模型(图8),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耖耙实物模型,耕而后有耙,是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一件陶水田模型。水田中有船,可见水不会太浅。这是否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常见的造田模式相关呢?即先把沙洲围为桑基鱼塘,并逐渐使其淤积为沙田,然后种稻。如果是这样,珠三角地区向水要地围垦沙田的历史,应该是更早了。然而,看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原件,船却是停靠在田边的,也就是说水田紧挨着水道,农人来往或运送秧苗稻谷,基本靠水运。这两种不同的陈列方式,透露的是不同的信息。真实情况怎样,需要查阅出土时的情形。不过,水田与水道相连或水田来自河滩围垦,却都正是珠三角地区古代农耕的现实。展品介绍说,稻作始于南方,而以陶明器随葬却是中原风俗,这些陶制模型都出土于南方墓葬中,说明秦汉时南和北已有文化交流。不过,比较各地展品,中原地区墓葬明器多为权贵,南粤地区这类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大约则是农夫,就像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摩公在祭祀亡灵时唱诵的祭词:“天上还有多少田没有犁耙,等你到了才犁耙;还有多少姑娘还没有出嫁,等你老人家到那个地方才出嫁。”做惯了农民,到了另外的世界还是想着种地。

图8犁田耙田陶模。邓启耀摄,2017年

  在广东、湖南等地方出土的汉代陶仓上,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地方之为鱼米之乡的状况。陕西汉中县汉代墓葬出土的陂池陶模和陂池稻田陶模表明,修建水库用于灌溉、养鱼、种菱,至少在汉代已经盛行。河南密县墓葬出土的陶仓楼,出土时器内盛有粟粒,楼壁彩绘楼梯、绵羊、喂马、佩剑、收租等图像,完整地呈现了汉代北方农业生活场景。

  (七)手工艺

  工匠,特别是掌握铸铜打铁之类手艺的匠人,在有的民族中(如拉祜族)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与头人(制度文化代表)、巫师(精神文化代表)一起,共同成为社区三巨头,领衔族群重大祭典。在几大历史转折期,即所谓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也都是以研发先进工具、掌握国之重器生产技能的工匠为先进生产力代表,并因之成为时代象征。

  (八)日常生活

  在广东、湖南等地发现的陶灶和庖厨模型,让我们看到古代生活最日常的一面。陶灶有圆形和方形,两眼或多眼。锅釜形制多样,大小不一。灶的使用,说明古人对热能利用、通风、排烟和与之相应的灶型结构等的认识,已经远远高于篝火或火塘时代。特别是为不同炊具设计的双釜灶或多釜灶,既显示了对热能充分利用的功能考虑,也体现了食物种类的丰富和烹饪方式的多样性,如釜用来煮食,釜上放甑则可蒸。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七眼陶灶(图9),灶台从灶口到出烟口,并列三眼陶釜,已经算是把热能充分利用了,更绝的是灶的两边还嵌入了四个陶釜,可以温水或慢炖,真是把热能用到极致了。灶口匍匐一人,两侧的釜前还各有一人在操作,可见这个家庭吃饭的人不少。

图9七眼陶灶。邓启耀摄,2017年

  陕西、河南、广东出土的挑水、舂米俑、簸米、庖厨陶俑,直观地呈现了食物加工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反映了汉晋时期家庭或家族生活的一般情形。至明清,陶俑制作更加精良,细致地呈现了食具的雅致档次和繁缛的宴饮礼仪。随葬于豪门墓中的陶俑及其用具,显示了奢华内庭生活的生死大挪移;依照不同葬制,在死后还强调着社会阶层的不同“规格”。

  这些陶塑作品,直观呈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场景:我们看到汉代岭南地区建筑的不同样式,它们有中国建筑共同的特点,也有湿热之地特殊的模式,如干栏式建筑;看到水稻种植的耕作和养殖的情景,知道谷仓有不同的样式,厩养有几种方法;看到作坊、庖厨的工作状态、原料、基本用具和工艺过程;看到无论是陆行的骑马赶车,还是水路的舟楫船舶,都已有成熟的形制;在唐以后的墓葬陶俑中,更是复制了完整的世俗生活:佣人的分工、家具的配备、衣食住行、锅碗瓢盆,都安排得十分周到。

  虽然比起青铜器而言,陶器更容易制作也更廉价一些,但陶器的形制、纹饰等所折射的某些社会意识并不简单,如国家关系、文化交流、等级观念、权力象征、审美取向等。在陶塑上,我们可以看到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九)文化交流

  中国的汉唐元明诸朝,国际化程度很高,这在大量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在民间层面,边民互市,甚至延伸为长途贩运,是太平盛世的生活常态。那些彩绘的胡商陶俑,背包提物,生意做得十分具体。那些牵骆驼的、骑马的、交流物产的、传教取经的,更是物流滔滔,文潮汹涌。不经意间,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信仰之路,就在他们的脚下形成。在官方层面,使传往来频繁,国与国的外交事务,习如家常(图10)。连做陶俑的工匠,都看惯了胡服,熟悉迥异的面相,从他们手里捏塑的胡俑,个个活灵活现。没有长期的接触,不可能那么具体。

图10三彩骑马驿使俑。邓启耀摄,2015年

  (十)社会礼仪

  礼乐制度,是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礼仪、宗教仪式的表征之一。在远古,乐舞已经具有敬祖、和族、祭祀等功能;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雅舞”“杂舞”之分;到汉代,更汇集角力、竞技、驯兽、幻术、乐舞、杂技等组成了“百戏”;唐宋盛世,中外文化交往频繁,域外竞技如马球、相扑等,也成为一时之风尚。

  歌舞升平,在统治者的语境中,代表着“文治”之太平盛世的境况,笙歌宴饮亦是身份的象征。王公贵族,会按不同地位,配备不同“规格”的礼器、乐器和文工团。宴饮,必有歌舞相伴;出行,亦需奏乐仪仗队开路。文人士子,则以鼓瑟狎伎、对酒当歌为酷。这种排场也带到了坟墓里,要为他们配备相应“规格”的乐舞俑(图11)。亡灵能否享受未可知,但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了古代服饰、乐舞、体育、杂技等文化娱乐的珍贵视觉资料。

图11彩绘陶乐舞杂技俑。邓启耀摄,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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