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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丹]东方民间文学书写:从学术研究向大众传播
——以“东方民间文学丛书”为例
  作者:李丽丹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08 | 点击数:4876
 

三、民间文学的书写之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的概论性著作或由学术权威领衔主编、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里“术业有专攻”的研究者分领各章节加以编纂,如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与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等;或是多年从事民间文学教育与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师独立完成,如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等,这类著作主要面向的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生与科研人员,较注重学术性,也多在其后的修订、再版过程中,力求原理性、概论性和实用性,现多已成为高校本科生与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进入21世纪,民间文学的概论性著作向注重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方向靠拢,主要是在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呈现某地域、民族或国家的民间文学历史与现状。譬如,王甲辉与过伟主编的《台湾民间文学》(2005)一书介绍了台湾民间文学的自然、文化生态背景,分门别类地收录了台湾民间文学的经典作品,又用两编的篇幅介绍台湾研究民间文学的资深学者和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与特色等。夏敏著《闽台民间文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邢永川等著《广西民间文学概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10)、谭达先著《海外华桥人民间文学》(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满都呼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民族民间文学概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等,或从地域、或从民族,又或兼及民族与地域性特征,介绍和研究部族和地方的民间文学。

  近半个世纪以来,民间文学概论性著作的书写进程先后经历了概念式写作的摸索、范式统一的尝试,并逐渐向民族性和地域性发展的过程,其间也时时流露出民间文学如何跨越阈限、平衡民族与地域情感等疑惑。尚未得到解决的诸多问题,在“丛书”的写作中是鲜明的存在。

  “东方民间文学”中的“东方”是地域概念,同时涉及民族和国家概念,在已经出版的八部东方民间文学的著作中,已经提出东方民间文学的书写之惑:民间文学的普适性读物究竟应以地域为界,还是以民族、国家为界?当前历史状态呈现出的民族、国家与地域之间的纠合状态反映到“东方民间文学”的书写中,当以地域为主时,有无可能平等呈现某一地域内的各民族民间文学?还是以民族或国家为主,彰显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精神?“丛书”中已经出版的诸部著作,大体以地域文化为主体,介绍主体民族的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无可避免地从作品的思想、主题和艺术美学特征等方面论及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精神。然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常常是同一片土地上世代生息的人们历经多番民族与国家的变更,因此往往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地域民间文学加以辨析。

  在编纂过程中,“丛书”综合体现出较为一致的民间文学理念,这些理念也是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已经达成的学术共识,是在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赏析中传达学术研究的共识和文化精神共识。概括起来,这些共识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东方民间文学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丛书”中的每部著作列举的大量神话、史诗和故事,从母题和类型上都展现出东方民间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文化特征。譬如,中亚地区普遍流传的《玛纳斯》这一英雄史诗,是多个民族乃至世界享用的文化遗产,《巴基斯坦民间文学》(2008)介绍帕坦民族的爱情传奇故事时,指出帕坦族的爱情传奇与其说是表现男女相爱,不如说是男人间的实力较量与格斗,反映的是帕坦人对于英雄的崇拜,爱情故事中往往有男主人公做了强盗,但仍然得到世人的认可,“在帕理人看来,男人是勇敢和无畏的象征,做了强盗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2008:40),这是民间文学民族性的具体展现。又如,《阿拉伯民间文学》(2010)在谈到阿拉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时所言,《一千零一夜》作为中近东民间故事的汇集,“还包含了许多亚洲、远东,甚至非洲、欧洲的故事……我们不必拘泥于此地区和彼地区、此民族和彼民族某些故事类型和母题间的差异……重要的是有这一故事类型和母题存在。”(2010:133)我们可以从“丛书”中的民间文学作品中读到她们的民族性格、地域文化特征、宗教信仰,也可以通过那些极其相似的存在,感知到人类对于人性中爱与美的共同追求,正是这种对于爱和美的追求,才将世界各族各地、各种宗教信仰、各种国别的民间文学联系在一起,不论如何改变它的外形,也会传承原初的美。

  (2)民间文学的文化交流特性。东方民间文学不但是在东方世界的财富,也曾在世界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包括东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包括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亚民间文学》(2008)指出,突厥语族民族的民间文学是中亚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主体,但“由于语言的相似性以及长期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中亚各民族特别是突厥语系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除了自身的相互交融渗透之外,还与波斯语族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发生密切的联系”(2008:7),现有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与多种宗教故事有密切关系,如寓言主要取之《五卷书》、《嘉言集》、《鹦鹉故事七十则》等,故事结构也与印度故事的影响分不开,如其连环穿插式结构的故事特性等,都显示出其民间文学与政治、宗教的文化交流分不开。更有阿拉伯民间文学经典《卡里莱和笛木乃》与印度佛经故事《五卷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不但对于东方世界有着深远影响,也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影响,“《卡里莱和笛木乃》(1959)开了阿拉伯人引进外来文化、文学的先河,同时对阿拉伯散文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五卷书》早先的已经失传,通过它,西方才得以了解印度寓言。《卡里莱和笛木乃》对西方寓言产生了直接影响。”(2010:90)。《一千零一夜》、《卡里莱和笛木乃》等东方民间文学作品集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正是有了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后世才有了《图兰朵》这样闻名于东西方的歌剧,她是东方民间故事与西方歌剧相遇的产物,也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和表演艺术融合而产生的绚丽之花。东方民间文学不仅属于东方,也不仅属于“民间”,她是东方文化交流的主题,也为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养份。

  (3)民间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东方世界是佛教、伊斯兰教及希伯来语《圣经》的重要发祥地和传播地,还有道教、祆教和萨满信仰等其他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在其间产生和发展。几乎每片区域的文化发展史都同时包含了当地的宗教演变史,正如民族具有跨地区性和跨国别性,宗教也具有跨地区性、跨民族性和跨国别特征,民间文学历来是宗教文化所乐于运用和擅于表现的文学资源。因此,了解某一地区、民族和国家的民间文学,必然与她的宗教构成和演变结合起来。譬如,《巴基斯坦民间文学》(2008)即强调立国不过近60余年的巴基斯坦,在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发展中,是融合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多种因素于一体的特殊存在,其民间文学必须与其宗教文化结合起来研读。《阿拉伯民间文学》(2010)中宗教题材的故事比其他题材,如英雄故事、动物故事、爱情故事等要丰富得多,这与阿拉伯伊斯兰宗教的信仰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并影响和衍生出《古兰经》故事、伊斯兰教各种传说和宗教人物故事等,且阿拉伯的笑话、趣闻和谜语等也多以伊斯兰宗教人物为中心展开。

四、瑕不掩瑜:向更广阔的民间文学天地迈进

  “丛书”的作者们学术背景各有千秋,研究者的研究专长往往成为该部民间文学著作的亮点与精华,如《蒙古民间文学》中关于蒙古神话与蒙古民间故事的研究,既有资料性的介绍,又有故事研究方法的清晰线索:从结构主义形态学、文化人类学与叙事学三个主要的故事研究方法入手,精彩而又入木三分的评析所介绍的故事材料,还兼及文艺美学、精神分析学与主题学等方面的知识。甚至每个故事(类型)的介绍与分析,都是一个被浓缩了的研究方法的尝试,如对《金羊拐银羊拐》的故事学解释运用了仪式学派的相关理论,对《不可得罪的小老头》加以叙事学分析,运用故事形态学方法分析《羊尾巴儿子》等等。这种写作既提供了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赏析,又为初学者如何将故事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学习范式。此外,同为朝鲜民族神话的研究,朝韩二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赵扬在《朝鲜民间文学》中关注到这一现象,并梳理其研究的概念和方法,比较同族异国的研究者对于相同与相近的研究对象在研究中呈现出来的差异性,从政治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该著又从朝鲜民间文学在当代朝鲜、韩国乃至中国的影响入手,介绍《春香传》等朝鲜民间文学经典的传播与影响,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当能在中国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间引起关注,将更多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目光引向既是“芳邻”又是“遥远异域”的更远的东方国家,从而推进中国乃至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的步伐。

  “丛书”的旨趣是在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这类桥梁性著作的理想状态当是“大智若愚”“大雅而俗”,既有民间文学的专业性知识,又有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述。从民间文学概论性写作的语言要求而言,丛书中大部分著作毫无疑问是达到了这一要求的。但其中也不乏不如意之处,如精通民族语言的部分作者主要从事的是该国或该民族的作家文学研究,对于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学术前沿等的了解程度不一,存在使用民间文学基本概念不统一等问题。民间文学在审美和艺术结构方面与作家文学有相通之处,但作为以口传为主的文学样式,毕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着独特性,不宜与作家文学的思想性研究、主题研究研究、形式与审美研究等一一对应,而应该注重民间文学产生的活态语境,如《中亚民间文学》对于中亚各国的史诗与叙事诗的介绍,既包括史诗与叙事诗的内容和审美特征的研究,也包括目前史诗研究中较为注重的传承人研究,从学习、表演等多个方面介绍那些吟唱史诗的歌手,将“活鱼水中看”的民间文学更加立体地呈现了读者面前,这无疑是与近十余年来民间文学,尤其是史诗学的学术研究前沿结合得颇为紧密的,但“丛书”的大多著作在这些方面较为缺乏。

  “丛书”采用了图文并茂的方式面向社会大众,为读者提供了文化的视角感受,著者多采用从原文直接翻译而来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优美,可读性强,同时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鉴于书系尚在继续出版之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全书在正文写作中体例统一,唯于文后附录有参差,其中朝鲜、中亚及巴基斯坦等部分均列有参考文献,而蒙古、印度、阿拉伯等部分则阙如。朝鲜、蒙古等均是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或国家,且至今其族民仍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作为同源民族,它们的民间文学与中国的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有重重联系,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著作中的呈现尚有不足,仅以《朝鲜民间文学》中所介绍的殊异传体小说为例,其中所列《首插石楠》传说,显然与中国民间流传和文人书写常见的“人鬼婚恋”故事类型有着密切关系,但作者显然尚未对此加以关注,甚为遗憾。希望尚待出版的其他东方民间文学著作能在此方面有所改进,我们也期待“丛书”中即将陆续出版的其他姊妹篇为中国民间文学与东方他国他族的民间文学搭建桥梁,传递芬芳。

  (原文载于《语言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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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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