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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初升]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作者:庄初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2-06 | 点击数:2049
 

贰  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003年10月17日,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28日,我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了该公约。在本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按上述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个方面,口头传统及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位列第一,可见其地位非常重要。朝戈金(2013:18)认为:“口头传统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定义,广义的口头传统是指人类用声音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特指在传统社会的语言艺术,像歌谣,故事,史诗,叙事诗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口头传统在性质上应该是狭义的,即包括歌谣、故事、史诗、叙事诗等等。实际上,语言本体中的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和惯用语等,也都属于语言艺术,无疑应该列入狭义的口头传统。这些口头传统直接以语言作为载体,两者之间密不可分,因此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表演艺术方面特别是传统音乐、传统戏剧和曲艺等,也都以具体的某一语言或方言作为媒介,因此也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等往往也离不开语言。总之,语言的非遗属性非常特殊,它既是口头传统和不少表演艺术的载体,其本体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极其严重的濒危语言(critically endangered language)使用人口极少而且分散,包括交际功能在内的社会功能高度萎缩,其口头传统和以语言为载体的表演艺术可能会率先消失。满族是中国第三大民族,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历史悠久。满语作为清皇室的语言,曾盛极一时。时至今天,我国的满族虽然多达上千万人口,但几乎已经放弃了本民族语满语而改说所居地的汉语方言,目前只有黑龙江黑河市乡下和富裕县不到一百个老人还能讲满语。如果没有特别的抢救办法,十几年后满语口语将在我国民间基本消亡。“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满族历史上用满语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等都将失去口头形式,只能有限度地保留在书面记录之中。西夏(1038~1227)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即西夏语和西夏文,也有过灿烂的民族文化。一般认为,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藏语、缅甸语并称藏缅语族的三大古典语言。留存至今的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保存了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表明这个民族曾经有过以西夏语为载体的口头传统,但后来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今天绝大部分活态的语言都或多或少存在口头传统和以语言为载体的表演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语言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到现代汉语,所有方言也都有自己的口头传统和口头表演艺术,它们既是宝贵的语言资源,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仅就闽、粤、客方言而言,歌谣、熟语、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各地不一而足;以方言为载体的表演艺术,闽语区有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潮剧、琼剧、福州评话、闽南讲古、潮州歌册等,粤语区有粤剧、木鱼歌、咸水歌、粤讴、龙舟、南音、讲古等,客家方言区有山歌剧、采茶戏、赣南古文等。这些艺术珍品要是没有当地方言作为载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总之,任何汉语方言都有相应的口头传统和表演艺术,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界定,理论上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年3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保护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上提出:“语言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计划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放在优先地位。……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进行了酝酿,该定义将语言,尤其是处在消亡危险中的传统语言,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俊军[编译]2006:4-5)在“2008国际语言年”活动的致辞中,他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人类未来几十年将要面临的诸多挑战面前,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改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评选,2001年公布了第一批19项名单,其中第一项是拉丁美洲伯利兹的“加利弗那语言、舞蹈和音乐”。在此后多次公布的名单中,尽管再也没有直接以“语言”作为名目的代表作,但大量口头传统类和表演艺术类的代表作都以语言为载体。我国迄今入选非遗项目共30项,其中属于口头传统类的有昆曲(2001)、蒙古族长调民歌(2005)、侗族大歌(2009)、粤剧(2009)、格萨(斯)尔(2009)、花儿(2009)、呼麦(2009)等7项。就拿广东传统戏曲粤剧来说,它早期采用“戏棚官话”唱念,清中叶以后逐渐加入粤语成分,到了今天可以说没有粤语也就没有粤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附件1“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三条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6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了该法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6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迄今为止国务院公布了前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们分类统计如下:

  前四批名录基本上按这10类来申报和公布,没有把语言遗产列入代表性名录。2015年底文化部启动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工作,会不会有语言遗产类项目的突破,估计并不乐观。

  尽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都明确地把语言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近几十年国际社会也一直在强调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的关系,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更多人还是倾向于把语言看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而不是看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这与语言既是交际工具,又是思维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复杂社会属性有关。如前所述,尽管在时空上语言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毋庸置疑,这在国际国内都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要列入代表作(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第23条b款iv点说:“语言就其本身形态而言,不宜作为申报主体。”这个说法形成了一种消极作用。近些年来把语言、方言列入非遗名录的呼声不断,如全国人大代表徐源远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和发展”的建议。又如福州方言被列入福州市级名录,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名录,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

  如果说一般的语言因为数量众多、生态健康而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一一列入名录,那么濒危语言则应该另当别论,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濒危语言,例如满语、土家语、畲语等。仅以畲语为例。畲族散居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和安徽等省的山区,尤以浙西和闽东最多。畲族的总人口约70万,至今只有1000人左右仍说畲语,他们居住在粤东博罗、增城、惠东、海丰4县,其余人口均已转用汉语方言(包括一般所称的“畲话”)。畲语是一种严重濒危的语言,其消失必将使得以其作为媒介的畲族口头传统荡然无存,所以畲语首先应作为非遗项目列入名录,否则其保护就缺乏有效保证。使用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像侗语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会消亡,但不等于侗族大歌这类口头传统不会消失,因此目前需要把侗族大歌列入名录加以特别保护,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如上所说,同样是自然语言,畲语与侗语在是否需要列入名录的问题上,答案显然不同。

  如上所述,有关濒危语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认识,完全适用于濒危汉语方言,当前各种濒危汉语方言亟待列入各级非遗名录,使保护工作有章可循。例如在岭南地区,目前最为迫切需要得到保护的濒危汉语方言主要是那些呈岛状散布的弱势方言。在独特的地理、历史背景之下,岭南地区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方言土语,是全国汉语方言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汉语十大方言中岭南地区就拥有粤语、客家话、闽语、平话、官话、湘语等六大类,其中平话的地位和系属至今在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外,岭南地区还分布着一些语言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弱势方言,大部分都是濒危方言,包括广东北部的“粤北土话”和“军声”,东部的“蛇声”“占米话”“军声”“畲话”,珠江三角洲的“疍家话”,西部的“旧时正话”“山瑶话”“东话”,香港新界的“围头话”“疍家话”等;广西东部的“本地话”“都话”“铺门话”“鸬鹚话”,北部的“伶话”等;海南东南部的儋州话、南部的“迈话”以及沿海多处的“疍家话”“军话”等。如果任由这些弱势方言流失、消亡,则不久的将来,岭南地区方言文化的多样性将大打折扣,许多与这些方言土语相关的口头传统将被连根拔起,永远失去生存的土壤。考虑到上述弱势方言分布的地区都是语言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方言品种众多,内部差异悬殊,濒危现象严重,逐个方言土语列入非遗名录或许还有困难,但不等于没有这个必要性。我们建议先分区片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把各种濒危汉语方言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管理和专门保护,以确实有效地遏止当前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颓势。

  这里专门谈谈“疍家话”。疍家又称为“疍人”“疍户”“疍民”“艇家”“龙户”等,甚至被称为“疍僚”“疍蛮”等,是旧中国所谓“贱民”中的一个群体。岭南地区海岸线漫长,大小河流纵横交错,因此疍家的分布之广、人口之众和类型之多为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应该是最早有疍民活动的地区。疍家话并非一个统一的方言类别,大部分属于粤语系统,但与粤语的标准语广州话有所不同;少数属于归属未明的土话、平话或闽语等。目前,岭南各地疍民的方言都处在急剧的流失之中,陷入高度濒危(庄初升2009)。疍家人的口头传统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里以东莞市沙田镇为例。该镇位于珠江口东侧,户籍人口4万余,大部分是疍家人,通行疍家话,但受到广州话越来越大的影响。沙田咸水歌是疍家人口耳相传的水上民歌,以男女对唱的情歌为主,已于2007年列入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沙田镇也因此被评为“广东省水上民歌(咸水歌)艺术之乡”和“中国水上民歌(咸水歌)之乡”。目前,沙田镇各中小学校都开办了咸水歌学习班,这一艺术得到了传承。实际上,没有疍家话作为载体,咸水歌就会黯然失色甚至徒有其名,因此应把疍家话同时列入非遗名录,使地方政府和公众增强濒危方言的保护意识,也使咸水歌的传承不至于釜底抽薪而落空。

叁  濒危汉语方言与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党的十八大及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精神,给我国语言资源的科学保护和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为更好地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的任务要求,2015年5月14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发文(教语信[2015]2号),决定自2015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

  按照语保工程的总体规划,“濒危汉语方言调查”作为语保工程的项目之一,最近几年内将在全国18个省区选择100个濒危汉语方言点开展田野调查和语料保存、展示工作。每一个方言点成立一个课题组,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进行“纸笔记录”“条目摄录”“文化照相”“语料整理”“志书编写”等五项工作,其中“纸笔记录”至少包括《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以下称“《调查手册》”)的条目和《中国濒危汉语方言志编写大纲》所规定的所有条目,两者相加字、词、句、篇的总条目应该接近10000条;“条目摄录”按照《调查手册》要求的内容;“文化照相”的参数、体例参照《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调查手册》,共20张左右;“语料整理”按照《调查手册》要求的内容;“志书编写”的体例、内容参照《中国濒危汉语方言志编写大纲》,字数要求30万以上。《调查手册》规定的“纸笔记录”“条目摄录”“语料整理”通过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的验收之后,将按照技术规范上传“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线采录和展示平台”(http://expert.jiaxianghua.org),未来用户可通过界面上提供的功能浏览照片,播放音频和视频,甚至下载数据文件;“志书编写”的最终成果是“中国濒危汉语方言志”丛书,目前拟出版100种方言志书,每种志书包括导论、调查点声韵调、同音字汇、连读变调、文白异读、分类词表、词语特点、词法、句法、语法例句、话语材料等内容,字数达30万字以上,并附有数幅地图和20张左右民俗文化照片,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可以全面展示一个方言的面貌和特色。总之,语保工程“濒危汉语方言调查”项目按照科学、统一的规划,在田野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我国濒危汉语方言采取抢救性调查记录和保存保护,其成果具有原创性、抢救性、系统性、规范性、可比性、可多次开发利用等特点。

  当前,我国的一大批汉语方言学者正在积极投身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宏伟事业之中。就当中的“濒危汉语方言调查”项目而言,其各项工作的范围之广泛、力度之巨大、方法之先进和保障之充分,是以往所有相关工作所不能比拟的,这将为后人留下一个全信息的濒危汉语方言语料集,在濒危汉语方言的抢救性保存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肆  结语

  不论是语言还是方言,都不仅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它们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各地人民知识、经验的总和,还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家园。濒危汉语方言如最终消亡,既是我国不可再生的语言资源的流失,也是人类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失。汉语方言学者除了通过各种媒体和其他途径进行大力宣传,一般只能在濒危汉语方言的抢救性调查、记录和保存方面发挥应有的专业作用。濒危汉语方言的保护,说到底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并非方言学者所能独立担当。方言学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能提供学理支撑,而各级政府要通过程序把各地的濒危汉语方言按照轻重缓急列入各级非遗名录,这样才能使得保护工作有章可循,走上科学有序的正轨。濒危语言也好,濒危汉语方言也好,其抢救性、存活式保护具有特殊性,不可能像一般的非遗项目通过鼓励、资助代表性传承人而使之得到传承,而需要全社会迅速凝聚共识,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积极性,努力探讨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方法。创造条件使之列入各级非遗名录是“万事开题难”的头一项工作。在目前形势下,只有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各地方言学者发挥引导作用,各种濒危方言的母语者作为濒危方言保护主体才能真正行动起来,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产生持久的功效,以挽救或延长濒危汉语方言的寿命。

(本文刊于《方言》2017年第2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去,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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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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