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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延佳]谁是“蛮”人?——地方仪式传统中的上林族群类分与文化形象转变
  作者:覃延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2-03 | 点击数:1976
 

  (二)“蛮区”的延续:《上林县志》中的族群分类

  明清易代后,上林仍属柳州府管辖,后于雍正二年(1724)划归宾州直隶州。后宾州被降为散州,上林又于雍正十二年划归思恩府,直至民国依旧如此。清代八寨地方虽已无大的民盗事件发生,但官府对八寨地区的认知与防范依旧存在。同时,古零土司的存在,使得上林依旧处于象征“蛮”的土司与象征汉的州县之间。上林的人群类分正受到这种区分的影响。根据官府的划分,上林在康熙时期大概有四类人群,即猺、獞、狼人、山子,其中獞人被认为是最为刁蛮的群体。这一群体也是后来上林县居民的主体,多被划归为壮族。

  如前所述,上林县在八寨之乱后,其作为“蛮”汉过渡地带的角色更为明朗。清代延续了明代上林的军事部署,在三里设立守备,继续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这是明代上林的区位角色得以持续的制度基础之一。清初地方官对上林的治理与叙述,成为我们观察清代上林人群特征及相互区分的一个出发点。

  清康熙年间上林知县张邵振在任之时,整理出了一部《上林县志》,其中收录了不少张氏呈报上级的禀文。由其中部分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至康熙朝晚期,上林县较难管治的地区依旧是东部和东北部一带。此区域是八寨附近地方,在官府看来,对这一带的防御情势依旧严峻:

  按查上林一邑,东至宾州,西至古零,南至武缘,北至忻城,东北至迁江,相距百有余里,或六七十里,其间猺侬狼蛮与土人错杂居处约十之五六。而最难控驭者,莫如东北一隅,地名八寨,在顺业里,即卑县绿茅诸峒,北达忻城、庆远、东欧、八仙诸峒,周环五百余里,万山盘错,延袤相属,深木丛莽,鸟道险岖,仅容厕足,不能正步。猺侬上下山阪,若走弹丸。寨内各有数人扼拒险要,犷悍难制,如虎踞穴,莫之敢撄。与迁江八所最为密迩。其逋逃渊薮,尤恃有贵县之五山,盖天造地设,若奸宄者矣。八寨之中,又分为东、西抚民,深居山谷,不近通衢。而东抚民之张村、寨受、延按、张空、古客、坂寺等村,俱附近官道,为忻城、庆远旅之径途。猺侬盘踞其中,每为民害。此卑县之北路所当防御者一也。其自北而东也,则为思览,思览界于迁江、上林、三箭塘之间,中有白挞。

  如张邵振所述,八寨及其附近地方仍是官府比较头疼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区分也正好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方所体现的控制力度。基本上,官府对于八寨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仍然停留在“以夷治夷”的水平,非但赋役制度难以推行,其他地方的治安也因为这些区域的存在而显得不稳定。有材料显示,上林县人在乾嘉之前,仍有冠礼,其后才逐渐消失。冠礼的存在至少喻示着乾嘉之前清廷对上林地方控制的有限性。

  在此背景下,上林县中的族群有了更为明显的界限。张邵振参照当时官府对广西各个地方人群的划分,将上林县境内的各主要人群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上林县的人群可以分为獞、猺、侬、汉四种人,尤以前二者最多。这种人群划分,让我们看到清初上林县人群分布的多样性:

  林邑诸蛮,曰猺、獞、狼人、山子四种。猺与山子绝相类,男女皆裸跣,夫妇野合类兽,无版籍定居,惟□山种畲□□为种成艺蓝采□与土人货易。暇则猎山兽以□食,食尽又移一方,其上下岭谷,履险若飞。负载者,悉着背上,绳系于□□间,偻而趋,与人异,多聚处大明山中。狼人,楚□也。洪武间,粤西不靖,诏蛮狼兵以击之,遂分屯其地。今十三堡皆系狼兵。男妇文身跣足,衣斑斓,布褐。有户口版籍,较之猺獞稍为淳良。但有蛊,能毒人,然亦不轻试也。

  如上文所述,猺人、山子和狼人是上林人数较少的族群,他们与其他族群间的互动较少,生活较为封闭。獞人作为本地土著,人数最多,因此作者对他们的描述也更为具体:

  獞人椎髻徒跣,生理一切简陋。或为佣以自给。妇人衣短衣、长裙,色皆青黑,无文竹笠。衣角间悉缓□毛为饰,敞其襟织□□□□□□两乳。居室茅缉□□即□房也。子壮娶□□□□□□□□□□□母家,或与邻女作处□年回时,间与夫野合,觉有娠乃密告其夫,作□壁,于后乃居夫家。

  除了婚姻关系上比较自由,獞人的习性是当时官府最为头痛的,平日总有劫掠他人钱物、烧杀村庄、掠夺人财之事。对此,张邵振坦言:“大抵猺、狼、山子各安族类,不思侵侮平民。为患者,莫甚于蛮獞云。”于是他总结上林地方土著的形象如下:

  大顽猺侬,心类豺狼,行同狗彘,其凶横暴戾,习与性成,视杀人如草菅,以焚劫为儿戏。彼既有深山旷谷为之巢穴矣,又有丛林密箐以为障蔽,又有蹊径间道以便往来,而且邻封贼党之助其声援也。而且土著愚民之恣其窝藏也,作蹻而引线者有其人,坐地而分赃者有其人。

  在此情况下,土著人出门都要携带枪械,而且时常发生攻杀之事,难以控制。有鉴于此,张邵振首先说明自己身为县令的无奈,随后否定了推行团练来维护地方稳定的举措,建议还是用“以蛮制蛮”之法来管束土人:

  区区县令,既乏剿捕之人,复无剿捕之柄……惟练习乡勇之法可以举行。令各团各里选择其乡之勇敢有力者,练习数十人,以资捍卫。若一村有事,则各村鸣锣召集救护,官长复能严明赏罚,以示鼓励。诚为最善之法。但林邑殆顽成风,人心荒忽靡常,难就约束。一但练习心□,惊顾错愕,或骇或疑,即有赴汤蹈火,不畏强御者,□或阻于贼众,报仇之说,而□巡观望,欲前还,却者有之。此又势之无可如何者也。计莫于猺獞众多之处,如□宪札所云,就中谕令自相推服幾人,报名□请立为獞长,给以腰牌,朔望赴县投见,地方宁谧□加奖赏。倘有獞户不法,即勒令追擒,此诚得“以蛮制蛮,以贼制贼”之要术也。

  张邵振此举主要针对的是八寨故地及邹圩、思览等靠近八寨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建议针对上述地区的各个军堡进行重新部署,以保证“以蛮制蛮”的策略得以实现。从张氏的叙述,我们可知上林在清初之时仍是比较散乱的状态。迟至康熙朝之时,被官府视为蛮人的“獞”人仍是本县人数最多的居民。张氏所谓“以蛮制蛮”之策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不过他对当地人群的类分,既为我们展现了上林地方族群的多样性,又让我们得以大略看到“蛮”区所指涉的范围。

  综上所述,上林早在唐代就有家族势力在活动,但朝廷真正控制该地区要在明代以后。随着明中后期因八寨地区乡民起事而进行的一系列军政措施的展开,上林才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关照视野。万历朝以后对八寨及上林地方的军事部署,成为我们理解上林作为土流之间军事屏障所具有的意义。与此同时,朝廷对不同地区人群的认知,成为日后官员认识地方人群的一种参照。进入清代以后,八寨地方逐渐归入上林县所管。八寨等地“蛮”的形象并未因为明清易代而消失,同时,今西燕、镇圩等靠近古零土司之地,亦多被朝廷认为是獞人盘踞之地。因此可以说,自唐宋至近现代,传统中国不断塑造着上林县中各种“蛮”的身份形象。其中,靠近八寨及古零土司地方的镇圩瑶族乡、西燕镇部分地区、塘红镇、乔贤镇、三里镇及澄泰镇的部分地区被视为“蛮”区,而大丰、明亮、巷贤、白圩四镇则是较有“文化”的“壮”区。

二、作为日常话语的“蛮”及其意义

  上林县人群存在“蛮”与“壮”的区分,不仅在历史中呈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无处不在。笔者自小生活于上文所述“蛮”区的古零镇之边缘——上林县西燕镇,加上母亲是从原古零土司属地的马山县古零镇嫁过来的,因此,我从小就生活在有关“蛮人”与“壮人”的讨论话语中,时常感受不同地方人带来的“文化冲击”。按照上文的叙述,这类地区属于“蛮”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蛮”的理解包含四个维度:

  其一,语言使用。如果以县份来区分,离南宁更近的宾阳县视上林县人为“蛮”人,其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讲壮语的人不如他们讲宾阳话(平话,广西中部的一种方言)的人。而上林县的大丰镇、明亮镇、巷贤镇、白圩镇、澄泰镇、西燕镇大部分地区,在上林县境内是被视为讲“壮”的人,他们和位于北边的三里镇、乔贤镇、塘红镇、镇圩瑶族乡等地讲“蛮”的是不一样的。而位于东北和西北的忻城县及马山县人亦被视为“蛮”区。如果说宾阳县的方言与壮语尚有较大差别,但上林县内部的“壮”和“蛮”基本上都是可以沟通的,只是口音稍有不同而已。但在当地人看来,只要对方开口,马山就可以分辨出其为“蛮”还是“壮”,语言的区分无处不在。

  其二,经济状况。由于上林县的交通与区位不甚理想,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经济条件差,这是宾阳人不太看得起他们的重要原因。此外,上述上林讲“壮”的六个乡镇居民对于另外几个乡镇及马山、忻城等地的经济状况都有一种优越感。大部分人认为,那些讲“蛮”的地方自然条件恶劣,山区多,因此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自己。尽管随着1990年代以来外出务工浪潮的兴起,县内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不存在太大差异,但人们还是愿意相信这些“蛮”人的处境绝对比自己差。

  第三,风俗习惯。相对于讲“壮”的几个乡镇而言,讲“蛮”的乡镇在交通上是比较闭塞的。在来马高速开通之前,这些地区的交通状况始终比较糟糕。人们相信,由于地处偏僻地区,讲“蛮”的地方在风俗习惯上与讲“壮”的地方之人群有较大差别。总体而言,这些讲“蛮”的地方,人们还继续保持做斋等地方宗教仪式,而讲“壮”的地方则没有这样的仪式(后文详述)。此外,两地在婚嫁、节日等方面亦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四,身体与思维。在我们看来,讲“蛮”的人一直都是力气比较大的,他们来到这边干活,体力比我们这边的人都要好。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勤于劳动,而且玉米吃得多,有助于养成健硕的体格。与健硕的身体相反,讲“壮”的人一般都耻笑讲“蛮”的人过于憨厚,很多事情不懂变通,认死理,而且性情暴躁。

  综合语言、经济条件、风俗习惯及身体和思维四方面的因素,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上林县内族群分类的基本逻辑及其社会实践意义。讲“壮”的人提及一个人的粗鄙时,往往用“蛮”来指涉。于是,上林版的“一截骂一截”现象同样存在:巷贤、明亮、大丰三镇的人认为上林县内除白圩镇外,绝大部分都是“蛮”人;而西燕、澄泰和三里部分地区的人则认为他们自己与县城大丰镇、明亮、巷贤等地的人只是说话口音有别,其他并无二致;与此同时,被视为“蛮”的镇圩、塘红、三里和乔贤四地的人虽部分承认他们在文化、语言上与讲“壮”的人有很大区别,却又认为与他们临近的忻城、马山等地的人才是“真正”的“蛮”人。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蛮”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意义,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蛮”。针对不同的交流对象,他们都会区分出他与“蛮”之间的距离。无处是“蛮”的现象背后暗示着各地人群对自身身份的认知逻辑,只是这种自我疏离并不影响当地人的基本族群区分。这不仅与地方及国家的发展历史有关,更与当地的仪式传统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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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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