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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志在《现代民俗学一历史与名词》中，表不不同意江绍原的谣俗学和民学这两个名词，为“民俗学”一词进行了辩护。他认为欧洲各国对这一学问的理解虽然有一些差异，但最初的根源是一致的，实际上是坚持了英国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强调了所主要研究的是“文明社会的遗留”和“无智识集团的传袭”。与杨成志的意见大体一致，罗致平在“民俗学史略”一文中全面叙述了北欧、德奥和英国等各国民俗学的历史。
杨堃在《民人学与民族学》（1940)中，对上述不同译名进行了比较，主张用“民人学”来翻评folklore，指出民人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它的对象是研究文明社会内之民间生活的”，“即是用民族学的观点与方法，以文明社会之民人及其文化为对象的科学。”
今天看来，四位学者之所以非常审慎地讨论了关于来自不同国度的民俗学译名问题，说明了各国有各国的民俗学，其学科建立的初衷和学术理念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在引进和移植它们的时候不能不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学术建设的需要来给予廓清。这次讨论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建立之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其中，江绍原实际上已区分了关注“民”的德国民俗学与关注“传袭”的英国民俗学，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大多中国民俗学者的重视，杨堃主张综合研究民及其文化的主张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能是导致后来民俗学概论过多采用客观眼光而缺乏理解民众的意识的原因之一。
第二，民俗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关系
如果从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第二章算起，社会学比民俗学还要早一些年正式进入中国。由于都是中国现代知识界用来认识自己社会的学科，所以如何认识这两类学科之间可能建立起来的理论关联，就成为当时所讨论到一个重要问题。法律学家何思敬在“民俗学问题格序”中指出，民俗学还只是作为一种科学手段，停留在记录、描述的阶段而不是独立的有组织的“说明学”。他还说明了民俗学与民族志(ethnography)的相似和差别，指出前者必须从国内做起，后者是在全世界(world-wide)做起，但是民族志借社会学、经济学、言语学、体质人类学等为方法，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方法。
张瑜《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根据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集体心态”或“集体表现”的概念，认为各民俗群体都有自己共同而独特的文化，而民俗群体中的特殊文化就是民俗。由于民俗依靠感情作用的维持，长久保存下来，所以民俗学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胡体乾《社会学与说明的民俗学》指出对民俗现象进行说明，实际上已被多位社会学学家所重视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但是也应当承认，由于民俗现象错综复杂，所以朝着哪个方向来进行说明都有很大的困难。
第三，钟敬文关于“民众生活模式”的理解
《民众生活模式与民众教育》，是钟敬文为《民众教育》期刊编辑“民间风俗文化专号"(1937)所写的一篇序言，其中提出了“民众生活模式”的概念，认为民众还生活在陈旧的模式里，所以民众教育者必须“了解了解民众生活模式和他们的心理”，包括“从经济、法律、家族到宗教、法术、文学、艺术等民众生活模式”。反映出钟敬文在现代教育实践中对民俗学研究对象和价值的新认识。
第四，民俗学与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顾领刚在《民俗周刊》“发刊词”上说“我们要探险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诉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各自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间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这一段文字，指明了民俗学研究的目的是打破中国几千年贵族历史观，通过体验民众的生活和发掘民众的文化来认识整个的社会，还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各自体验自己的生活”。这种表述也代表了中国民俗学在建立之初的学术情怀，今天看来仍具有指导民俗学向前发展的意义。应该看到，顾领刚表明的这种社会史观，已经在此前他的民俗学研究成绩上得以体现，一是对孟姜女故事研究，而是率先与其他学者一起到北京妙峰山作民间香会朝圣调查并写出报告文集。顾颉刚的民俗学思想对日后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影响到有关民俗演变历史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后民俗学概论的写作。
中国学界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关于民俗学研究、性质和方法的讨论，在长达40年左右时间中提顿下来，虽然如此，却为从80年代以来直到本世纪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写作，提供了思想的准各。
(二) 民间文学教学体制化阶段(1949-1966)
这一时期，民俗学在国家的科学研究和专业教学体制中被取消，但是在高等院校文科教学体系中却普遍开设了民间文学和“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在艺术院校中开设了民间艺术教学，还有一些优秀的民间艺术家进入了教师行列。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俗学重新生长提供了条件。在此暂不详述。
(三)民俗学研究恢复和民俗学概论建设阶段(1979年以来)
民俗学在中国的恢复已经有三十几年，学科理论的最初建设尤其表现在民俗学概论的书写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民俗学重新起步时的主流学术思想。民俗学概论的写作，从学科队伍的重新建设以及理论体系的酝酿和确立算起，大约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的写作(1979-1980年)
民间文学研究和教学成为民俗学恢复和迅速加以建设的先导。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举办“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同时依靠这个进修班进行了《民间文学概论》的编纂，并于1980年出版了这本高校文科教材。这部概论的完成为钟敬文日后主编《民俗学概论》的写作，一方面积累了组织队伍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在研究视野上从文学角度向文化角度的转换迈出了一个步伐。因为，这部《民间文学概论》对口头文学的定义和解释，既体现出与作家文学相对比的文学视角，也体现出与整个民俗文化想联系的文化视角。
2.民俗学讲习班(1983年)
1983年春，民俗学得以正式恢复，中国民俗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钟敬文等老一代民俗学家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这一年的7月和9月连续在北京举办了两次民俗学讲习班。
讲习班的主讲人和讲座题目如下:
钟敬文: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工作;杨成志:民俗学的起源、发展和动态;白寿彝:民俗学好历史学;杨垄:1.民俗学和民族学，2.略论民俗学调查方法;常任侠:中国古代民俗与艺术;张紫晨:1.中国民俗之特点，2.中国民俗之历史;张振犁:1.人生礼仪，2.岁时风习;柯杨:1.民间职业集团的技术与习惯,2.民间固有的社会组织。
民俗学讲习班的举办，对催生中国学者写出自己的民俗学概论具有积极作用。
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和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的出版(1985年)
乌丙安在3年期间所写民俗学教学讲义稿的基础上，率先写成并出版了《中国民俗学》这样一部民俗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全书由绪论、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和游艺的民俗五个部分，共17章组成。此书有两个特别的贡献:第一、在绪论的四章中分别讲明了民俗的定义和范围、民俗学的性质和任务、民俗学的方法和作用、民俗的主要特征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并且注意从域外各国民俗学比较早期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思想说起。第二、将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范围理解得比较宽泛。经济的民俗中包括物质生产，交易和运输，作为消费生活的服饰、饮食、居住。社会的民俗中包括家族、亲族，乡里社会，人生仪礼，婚姻。信仰的民俗包括各种原始信仰，属于迷信的占卜、禁咒、巫蛊和祭祀类，岁时节口。游艺的民俗包括口头文学，歌舞，游戏，竞技和比赛、玩具等。
同年出版的张紫晨著《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不同于一般民俗学概论，主要是对中国古代至现代有关民俗(风俗)的记录与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任务是说明中国人的民俗具有哪些历史形成的特点，说明中国民俗学建立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源流。书中还对中国民俗的历史进行了分期;远古、古、中古、近世和现代，可以说是现代民俗学视野下的中国民俗史的教材。
陶立璠著《民俗学概论》(1987)，在体例上与乌丙安著相近而又有一些新的理论建树，将民俗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社会学和集体性，类型学和模式性，变异性，传承性和播布性。在民俗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上，兼顾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事例。陈勤建著《中国民俗》(1989)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偏重对民俗本质、功能、传播方式、特点、分类和影响等问题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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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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