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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碎片拼接的村落历史
我们搜集的老照片、老物件、老文书，承载了一个又一个家庭故事和村庄故事；我们抢救的口述资料，呈现的是个人的生命史与村民的集体记忆。我们采访了长期居住在村中的老人、不同时期流动出村的年轻人，以及为村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地方干部。他们看似平淡的讲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灵冲击。
无论是武爱雄（1925年生）“为枣卷卷顶神神”的顽童故事，还是“后村孩子王”武国柱（1933年生）的娃娃琐忆；无论是“借个毛驴儿娶媳妇”的武子周（1947年生），还是讲“红枣就是我命根子”的武买保（1955年生），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那些记忆，不仅展现了陕北的地域风情，也张扬了叶与根的情义。
泥河沟村地处黄河中段晋陕峡谷西岸，属于沿黄土石山区，生态脆弱，旱涝灾害频繁。因此，在村民零散的生活片段中，对自然的敬畏、对灾害的记忆是最为核心的主题。一辈又一辈人拦河筑坝，一代又一代人守护滩地枣林。在这些应对灾害的生存智慧里，是与枣树同步成长的青葱岁月，是被黄河推走的青春时光。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那些村民不堪回首的往事总会不召自来，走40里山路去通镇背粮的艰辛历历在目，移民山西、内蒙古的窘迫犹在心头。1976年发生黄河船难，21条生命的离去更是村民最痛楚的记忆。当然，恩威并济的大自然带给他们的，也有言说不尽的欢乐与幸福。诸多能工巧匠的文化创造，使窑洞、河坝、漫水桥等工程成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使湾、塌、坡、峁、梁成为可以驻足欣赏的人文景观。
在这些村庄事件的叙述中，石匠武子勤（1933年生）、艄公武占都（1940年生）、铁匠武耀增（1953年生）、主持修缮村庙的武岳林（1944年生）、两度当选村书记的武世峰（1946年生），他们的人生起伏是不同时代村落生活的投射。
在这组老人群像中，王春英（1943年生）是唯一的女性。她18岁嫁到泥河沟，像养孩子一样栽种、呵护着枣树。这份特殊的情感使她与这块土地、与黄河、与拦河堤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从母亲的视角讲述了集体化时期白天出工修田背石、晚上回家织布缝衣的生活状态，贯穿其中的是人与枣树、人与土地、人与大河的复杂情感。
村民肖像
除了这些生活在村里的老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因读书、招工、当兵而走出村庄的人离乡虽久，却思乡心切。改革开放后，游走于城乡之间的“60后”、“70后”和“80后”，有读大学出村的，有在外打拼的，也有回村创业的。他们的人生际遇代表了一代乡村青年对生活的梦想。
他们的讲述里有孩童时期在村中玩耍的真情，有生活困难时期的苦中作乐。追忆时，这些都已转换成他们对村庄的拳拳深情。这些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论路途有多远，不论时间有多久，他们的生命都与家乡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项采录口述资料的工作，让我们获得了昔日重来的惊喜。在村内老人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和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他们曾饱受黄河之苦，也曾享用水运之便。如今，码头已不见踪影，艄公已走下船头，但与大河相关的苦乐往事却总是呼之即来。那些贯穿村庄的水利工程、那座护佑枣林的拦河大坝、那条背扛返销粮的陡峭山路，都与汗水和泪水共同刻录在乡村记忆中。
正是通过这样的采访，有关“文革”时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老愚公战斗队、红色娘子军队的记忆被唤醒，村中那段激情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而对那些漂泊在外却心系家乡之年轻人的访谈，则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跃出农门”的强烈愿望和栖居城市的生存困境。他们创业打工的经历，是30多年来农民群像的缩影。因此，他们的人生起伏不再是一个村庄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民共同的生命历程。
翻阅这些口述记录，小规模的社群生活、重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会鲜活再现。当然，口述史的价值远非如此。在一段段独白中，他们看到了自己和家庭、村落之间的联系，在村老人理解了年轻人走出村落的艰辛，打工在外的年轻人理解了河滩上每一棵枣树、堤坝上每一块石头对于父母的意义。正是这种倾情的讲述，让年轻人思乡心切，让老年人想儿盼归。
河神庙
在这个古老的村落里，我们可以与千年枣树朝夕相伴，却难以揣度它们所经历的世事沧桑。而今，在它们默无声息的凝注下，我们问询泥河沟的历史，记录村落的当下形态，其深层的意义在于不让我们的子孙丧失与祖先对话的能力。
尽管社会变化太快，好像只能徒留“转身的忧叹”，但是透过村民的生活叙事，我们可以直接触摸陕北的村落民俗文化。在多人讲述的村史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与黄河、与黄土地联系在一起。
从拜师学艺当石匠到拉船运输做艄公，从修田筑坝到“奶菜”“浮河”，从龙王庙、河神庙的重修到枣神菩萨的供奉，都展现了沿黄民众的生计方式和生活形态。尤其是正月初三至初五的打醮仪式、三月十二的佛堂寺庙会，这些传统仪式每年的如期“复活”，创造了历史与现实、心灵与身体相互融合的文化氛围。
这种不断被激活的集体记忆，表面上看是村民在回忆过往生活，但其实质是村民以文化记忆应对现实处境的生存智慧。打醮转九曲、唱戏敬神神等传统仪式的复归，不是让我们重返过去，也不是让我们在传统文化中获得心灵的慰藉，而是通过重塑村庄的集体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碰撞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实感。这也是乡村文化传承不息的内在动力。
打醮转九曲
在这个村庄凋敝、生活记忆不断被删除的时代，老年人无力言及农耕经验，尽管其中蕴含着当地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环境意识，年轻人迫于生计无暇顾及乡村，甚至为了生存而有些失魂落魄。
那么，如何促发乡村的改变？如何让农民重新发现乡村之美，进而激发他们对家乡的归属与认同？最为根本的前提就是乡村文化的复育。我们以民众参与的方式，与村民共同找寻历史，让没有自信的老人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他们有了守望的热情。
与此同时，我们这份力量的注入，也让那些背井离乡去打工的年轻人有了回望的心念。无论是老人的守望，还是年轻人的回望，正是这份怀旧和乡愁，不断地唤醒他们热爱故乡的情愫，支撑着他们营造一个诗意栖居的精神故乡。
就此而言，碎片化却熔铸了生命体验的村落历史，不仅承载了柴米油盐中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也让我们看到古老村落里潜存的生机，看到了乡土社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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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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