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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山先祖的迁入和繁衍：明清至民国的“渡海”叙事背后
据调查统计，今乳源县境内瑶族共有15姓19个宗支。56-58其中，人口最多且最早迁入乳源的是赵、邓、盘三姓。从当地流传下来的《家先单》及口传叙述来看，赵姓进山祖为赵法章，带三子迁居游溪中心洞，繁衍至今约22代，分布于县境的东坪、游溪、必背、柳坑、方洞林场、侯公渡等六个乡、镇、场;邓姓三个宗支中最早的进山祖邓养一郎，初到东坪林家排，繁衍至今约21代，分布于游溪、必背两个乡镇;盘姓进山祖盘安衫携子迁到必背桂坑老屋场，繁衍至今约19代，分布于必背、游溪、东坪、柳坑及方洞林场五个乡、镇、场。这三位进山祖的坟墓，如今仍在清明时节得享部分后人的自发祭拜。暂且以20~25年为一代计，可推知这些自称“勉”的瑶人已在县境内居住四五百年。换言之，他们在明朝中期迁入今县境所辖的范围之内。
从史料来看，在明清时期，乳源瑶族多次涌动于华南地区的暴动之中，但随后又被镇压。在广东地区，这种起伏不定的起事事实上也发生于汉族的破产农民、流民之中。就此，明清社会经济史学者刘志伟指出，明洪武年间的征剿和永乐年间的招抚，都试图将那些历代不受王朝羁管、不贡赋税、不服差役的“化外之民”编入户籍，但“瑶人愿入版籍，贡赋税”的短暂局面并未维持太久，日益苛重的赋役征调致使亡命逋逃者剧增，乃至引发大规模的动乱。94-95
明中期以后，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乐昌西山(今乳源必背镇)瑶人起事，直接危及地方政权的统治;至明末清初，乳源、连阳、英德等县瑶民数次联合叛乱，顺治年间甚至有万人围攻乳源县城之况;康熙元年，乳源的东西瑶与曲江水源宫瑶汇合起事，以至“官兵不能制”;道光十一年至十三年，乳源柳坑瑶民以邓添一为首起事，对抗统治者。在历次抵抗和受挫之后，乳源瑶族与汉族下层农民、流民被迫走向迁徙、分散的路途，这样的境遇与“渡海神话”中受难而徙、十二姓(或九姓、六姓)散落的情节是相应相合的。
在动荡的社会危机之下，明清广东地区不得不对里甲赋役制度进行多次改革和整顿;而瑶人为了在田地等问题上不受欺凌，只得接纳差役佥派，并被编入里甲(清代“里甲制”改为“图甲制”)系统。据今存明崇祯十六年“察院甦瑶碑”所载，乳源县牛婆峒瑶人被绅棍、豪强混派上供物料，此举导致佥派物额不均，违犯律法，惨累众瑶。为此，牛婆洞瑶人特赴察院告准，奉批回县竖碑申禁：
“以后凡取桅杆木料、生禽、花丝、油税、祭猪等各项，不许混派。瑶总李秀红，瑶甲刘凤、陈宗有、李荣霄、李希文，照旧甲下等瑶丁答应民役，如有市棍通同积歇衙蠹，需索横敛生事害瑶者，应指名赴告拿究不恕。其该地方赋税饷等银，照旧办纳，毋得催诿，俱无有违，须至榜者。”
可见，崇祯年间，应民役、纳赋税不只成为乳源牛婆洞瑶人户籍合法性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可依法诉状和限制士绅、胥吏的肆意科敛。此外，据李默等人搜集整理的乳源纳丁钱户米税粮资料，如“纳丁钱户米税粮执照字据”(道光、民国，茶坪)、“民粮部”(嘉庆、道光，荒洞)、“同治十年三月十三日立六甲粮簿一本”(同治、光绪、宣统、民国，荒洞)、“民国辛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赵良金立出粮部一本”(民国，神凤岭)等，可推知清中叶以后，乳源瑶民以户为单位向里长缴纳田粮，至光绪、宣统及民国，则亦有纳田粮银钱者。
由是，以往以立功、受赏、免除赋役为主题的“犬祖神话”在明清时期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为了保全自身和田地，乳源瑶民甚至主张通过应承赋役来获得“户籍”，从而以这种合法身份寻求佥派均平，避免非法的额外征派。如此，瑶民并非简单地将“犬祖神话”遗忘了，而是在面临生存困境时普遍将这个已“无用”甚至“有害”的神话舍弃了。
另外，明清之际，“户”的性质发生演变，“户籍”成为了税册，不再具有户口登记的作用，以至于多个家庭共用一个“户籍”。这意味着，在乳源瑶区，那些没有土地财产的瑶民家庭需要依附以地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等获得“户籍”;与此同时，无论是组织农业互助生产，还是抵御豪强欺侮，通过祭祀规约来重构瑶族共同体便尤为重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渡海神话”逐渐在乳源瑶区广泛流传，它所叙述的十二姓始祖以许愿、还愿方式与盘王结成的恩义关系，则强化了瑶族的宗族组织和承宗接祖的观念。
当然，乳源瑶族盘王叙事从“犬祖神话”到“渡海神话”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明代至清代这两个神话完全可能并行流传，而至迟在民国时期，“渡海神话”已极为盛行。即便如此，我们如今仍然能在乳源瑶区个别民间口传故事乃至县志中，见到“犬祖神话”的些许残迹。但在访谈中，笔者注意到，当地瑶人如今尽管已普遍难以将狗与盘王联系起来。相形之下，笔者所见的乳源瑶歌全然没有盘王系犬祖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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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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