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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记忆:在嘉兴船民的口述史中,寻找对民间生活的敬意
  作者:黄蕙昭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1-18 | 点击数:4898
 

  《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封面

  记忆的纵深:关系视角下的区域社会

  尽管着重船民生活记忆的主观呈现,《运河记忆》仍被视为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与研究价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便指出,书中如职业称呼等细节为新的研究题目提供了良好线索。同为清华历史教授的倪玉平则认为,口述文字、图片和视频的丰富结合使得本书得以在资料上与学术研究相互照应。

  但更重要的,或许是通过船民多样的经历与丰富的情感记忆,我们得以窥见这片运河区域内错综复杂的社会脉络和文化关系。正如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吴欣所言,以往的运河研究更关注诸如漕运、河工等宏观研究,精细研究较弱;而在谈及运河工程对区域社会影响时,研究者往往难以摆脱二元化的价值判断,即,或从“运河促进发展”的肯定面向,或从“运河破坏环境”的否定面向论述运河意义。“但这本书提示着我们,能否抛弃旧有的二元判断,从一种关系性的框架下看到运河与该区域社会的关系?能否去关注具体的人,看看他们的生活与劳作方式因为运河产生了怎样的改变?换言之,能否通过关系性的、精细化的研究,揭示运河文化区域的发展联系?”

  正是在这样一种关系性的、精细化的视角中,我们走入船民记忆的纵深处——“通过船民近百年来的生活图景,我们能看到其中文化,发现运河文明独特的生长方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肯定道。


  【书摘】

  姚虎林(1931—),男,桐乡市大麻镇人。出生于桐乡市崇福镇渔船汇一户世代渔民的家庭。他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船上,随父亲在古运河及其支流的水上四处漂泊,以捕鱼为生。下文节选了他在运河上记忆深刻的童年和青年经历。

  1931年-出生-世代的渔民

  我出生在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靠打鱼为生的渔民家庭。我从小在船上长大,十来岁就开始捕鱼,经历了渔家生活的种种艰辛和苦难。

  1940年-抗日战争-痛失母亲与妹妹

  记得那是个夏天的夜晚,正是我们忙于捕鱼作业的辰光,连到了下一天就是阴历十六,捕的鱼打算再到沈士前去卖。夜间行船是渔家常事,17岁的姑母姚杏文摇船,我“吊帮”,母亲在炒蚕豆。快摇近这座汽车洋桥时,发现日本兵已经守牢在岸上了,我父亲刚喊了声“是良民”,话音未落,突然那边的机枪响了,子弹跟着就扫了过来,而且还一直不停地扫射!这时候,大约已是后半夜两三点钟了。事后才知道,原来上一夜中国兵曾经来烧过这座桥。

  我妹妹月云这一年才6岁,躺在船艄角上,中了许多枪弹,当场就被打死了。我母亲放下怀里四岁的小弟悦林后,拿块板想盖住炒蚕豆的锅子,不幸被子弹从背后打中腹部,鲜血直流,倒在舱里。她临死前对我说:“虎林,我要死了,你要乖点……”。父亲左臂受伤,姑母喉头中弹,我头皮上擦过一枪,鲜血淌下,连忙用手捂住,只有小弟平放在舱内,没有受伤。我们的渔船一下子吃了许多枪弹,连渔网、橹绳都被打烂了。我家两死三伤,日本强盗到中国来滥杀无辜的血海深仇,我是永世难忘的!

  1941年-抗日战争-沿村乞讨的日子

  到了第二年春上,那年我还只有10岁,我父亲和叔父姚文梅在头清明那天一早,就被日本兵拉夫拉去了。父亲被拉走后,家里没了顶梁柱,船上的人一下子塌了天,可怎么活呀?

  清明节,我与后妈到西门城外的河里去捞小荸荠,勉强吃了两天充饥。以后实在没法子,想想与其饿死,还不如像后妈之前那样去乞讨。娘儿俩一路讨过去,一直讨到城隍庙前时,数数已经有几十个铜板了,心想可以买点米来熬稀粥充饥了。却不料突然被那里的丐帮头子出来干涉,威胁今后不准再来此地乞讨,那是他的地盘,还把我们口袋里的铜板全部抢走,一个也不剩!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好垂头丧气地又回到北门,哭着跪着向褚同兴鱼行老板褚大发求助。褚家原先也是渔民,后来才开的鱼行,是我祖父很有交情的朋友。褚大发问:你祖父叫什么名字?我说:姚源兴。他就掼出一包铜板,借给我们买了3升米。还说,以后断了炊可以再来借。这样,终于使我家又一次渡过了难关。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曾经摇了船到乡下去,沿村乞讨度日,活下去是人的本能啊!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大上海集团结婚”

  1952年,我22岁了。因为经常去许村车站,与那里的人都很熟悉了,那时候由开小店的王月琴做介绍,我与卢站长的大女儿惠明定了亲。

  我同介绍人商量,请她转借来20元钱作路费,到上海去准时参加“大上海集团结婚”。那天一早,我俩从惠明的祖父家走路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上海”舞厅,先花4元钱领了两本结婚证,之后有人领我们到一张小桌子边坐着等候。还送上茶水和面包,每人收费一元。大厅里拉上了花花绿绿的彩条,贴上了大红“喜”字。等人都到齐后,仪式就开始,主持人说:“根据新婚姻法规定,今天有18对新婚夫妻符合结婚条件,参加大上海集团结婚,是新中国带来的新气象。”大家都拍手鼓掌。接着,有几对新人发言,介绍他们自由恋爱的经过,同样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讲话结束后,新人们由男傧相和女傧相分别带领,在大厅内交叉走了几圈,还有摄影师拍集体婚礼的照片,替新人拍结婚照。那时候我们连花8元钱拍照也舍不得,不然的话留下合影倒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969年-“文革”-哭笑不得的抄家经历

  我家的苦难家史,是从前渔民很普遍的现象。可是到了“文革”期间,我家却被供销社造反派个别掌权的人打成了“反动资本家”。1969年,我父亲姚明山被挂牌示众,罚站在大麻中市转角上的闹市区,前后有六次之多,同时游街三次,被造反派从背后偷拳殴打,还要抄家封门。有一次,几个造反派拿着写好的封条,兴冲冲地跑到我父亲家里一看,租住的旧房子里空空荡荡,无关无壁,根本无从封门,就连睡的床也是早年渔船上的旧板拼铺,只有两只纸板箱放些衣物,也不可能贴封条。于是,只得无功而返,当作笑话,向他们的“头头”汇报,结果便不了了之。

  2014年-如今

  我今年83岁了,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到我这一代人为止,我家的子孙后辈都上了岸,成了岸上人。说起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家祖祖辈辈,都曾经是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渔家从前经历过的种种艰难困苦,养育了渔家儿女不怕苦、不畏难的倔强性格。如今,到了我这把年纪再来回顾往事,心情真是十分激动,有时难免要流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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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2017-01-18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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