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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话历史模式探讨的核心问题
面对神话如何进入历史这一问题，多半从事文明起源研究学者倾向于将神话纳入历史进程中，考查神话如何参与了历史的建构。笔者将其称为它神话历史模式，意在强调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关联，而不是二者之间的截然对立。神话历史模式以承认神话是历史性叙述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探寻神话在文明进程中发挥的文化整合性作用。
根本上说，神话如何进入历史这样一个话题实则探寻这样一个问题：神话在历史生成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是关于神话功能的探讨，即神话何为的问题。该话题包括还包括如下一些问题群：神话如何创造王权象征符号?神话怎样建构王权意识形态?神话怎样通过叙述为城邦的诞生提供象征性结构?譬如，神话如何成为王权仪式时间与仪式空间的叙述原型?神话在城邦空间建构上发挥了何种功效?神话又是怎样进入城邦意识形态的?包括城邦正义、城邦土地制度、城邦经济制度、城邦宗教崇拜体系?神话如何进入历史这一问题下还涉及对神话与历史的认知，首先，对于神话，研究者需要面对这样几个概念：神话的界定、范畴、存在样态、功能。其次，对于历史而言，研究者还要阐释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历史以何种面目出现?历史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等等。
神话历史模式倾向于将神话看作一种存在共同体，进而探讨神话在建构王权象征符号、意识形态以及城邦诸要素等方面发挥的整合性功能。具体说来，神话如何进入历史这一问题可分为三个层面进行阐释：第一，作为王权象征的神话，这一认识涵盖了神话与权力机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还包括神话在建构意识形态方面的功效。第二，作为原型的神话，此处的原型某种程度上是文明构成要素的源头，比如，王权仪式、族谱、王权象征物，等等。第三，作为城邦发生动力机制的神话。神话是催生城邦诞生的源编码，它为城邦空间、正义、经济制度的发生提供了叙述性的历史框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这些问题的阐释是在情境性规约下进行的，很多问题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适性，但因研究者阐释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意义，其探寻因此具有一种借鉴意义，下文分别加以探讨。
3.神话如何进入历史
面对神话如何进入历史这一话题，神话历史模式给出的回答并非是抽象的，毕竟“抽象的文明起源问题无解，因为那毕竟是哲学问题而非历史问题”(富兰克弗特 1)。一种普遍的做法是，多数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现有的文明概念对文明探源研究工作的束缚，继而开始质疑并颠覆文明的概念。因为在以往的文明探源研究中，多数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将文字、大型仪礼中心、城邦、王权要素视为文明诞生的标志，文明起源研究因此偏重于物质性层面的探究，说到底，是以西方的物质性科学观来衡量文明的起源。面对这一倾向，美国学者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尖锐地指出，在文明的界定上，应当排斥将文明概念物质化的倾向，并将精神层面的要素纳入文明范畴之中。[3]以诺曼·叶斐(Norman Yoffee)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
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王权。王权的观念以及王权的象征表现不但先于国家出现，而且是国家出现的基础和手段——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政治领袖们以王权与霸业的观念为框架和号召来争夺和实现对领土和人民的控制。因此对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从对政治(王室，都城，和集权)的研究扩展到对关于王权观念的发展和王权象征表现的研究。 (叶斐、李旻 276)
在这样一种认识论转向下，研究者将神话图像纳入了文明探源考察要素之中。一种趋向乃是，多数学者将神话图像视为以视觉形式出现的早期王权象征符号，继而阐释神话图像在建构王权象征体系、王权意识形态、政治形态等方面具有的功能。
以约翰·贝尼斯(John Baines)和以诺曼·叶斐为首的一批研究者试图确定神话图像在东方文明对权力的建构性作用，尤其是古代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作用。他们率先在理论上提出了东方文具有高度象征性这种特征，然后将作为权力象征的神话图像视为古代财富与权力的象征。[4]这种理论上的阐释使神话图像的物质性与象征性为多数学者所认知，也促使更多的神话学者进一步意识到神话图像在建构王权意识形态发展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性建构作用。譬如，学者巴里·J·肯普(Barry J.Kemp)与卡塔迦·戈比斯(Katja Goebs)就对神话图像在建构埃及王权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的功能进行了探寻。[5]他们的研究表明，神话图像通过叙述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为埃及王权意识形态奠定了象征性框架。正如学者克拉克(R. T. Rundle Clark)所指出的那样，对埃及文明而言埃及，神话图像具有两种功效：“其一，赋予宇宙一种既定的秩序，促成了何露斯神的最后胜利，以及法老王权的诞生。其二——仅仅是逐渐理解的——提供了描述意识发展与起源的一套象征模式”(32)。尽管这种结论是建立在对埃及王权的考察基础上，但它并不妨碍更多的学者对希腊、美索不达米亚乃至于中国的王权意识形态建构进行探寻。纵观研究者的探索，不难得出这样一种认知：神话图像通过图像而表述一种具有历史性价值的经验，为王权象征及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参照架构。
王权象征物仅为文明的一套外在表现符号，当涉及文明的具体所指时，它更多地与王权仪式、族谱相关。以学者布莱克曼(A. M. Blackman)及施皮格尔(J. Spiegel)为首的神话学者近期的研究表明，[6]神话通过将仪式时间与空间的神圣化，使得王权仪式象征性地回到了神话创世之际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它为王权仪式提供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原型，并就此建构一种神圣的王权仪式模式。当论及王室族谱的神话建构时，希腊神话研究者的一些阐释颇具影响力。学者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及妮科尔·洛劳克丝(Nicole Loraux)、约翰·M·威克沙姆(John M. Wickersham)、克劳德·卡莱默(Claude Calame)等人的研究揭开了神话在王族谱系叙述方面发挥的建构性作用。[7]上述这些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神话通过虚构的族谱进入历史叙述，使得王室族谱成为神话叙述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族谱的神话化使得统治者的统治获得了合法性承认。从这个视角来看，历史仅为神话叙述的组成部分，神话在历史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就作为元历史的神话这一观点而言，它与史学界倡导的神话历史概念是相互契合的。
另外一种认知就是，神话并非仅仅是作为王权的原型而参与历史的建构，它还为一些文明要素(譬如城邦)诞生提供了动力机制。当然，这样的观点是建立在希腊文明溯源研究的基础之上。就内容而言，研究者用力最多的是阐释神话与希腊土地制度之间的关系。20世纪以来以琼·M·戴维森(Jean M. Davison.)、艾拉德·马尔金(Irad Malkin)、克劳德·卡莱默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8]希腊神话具有调节社会秩序与文化差异的功能，在表述希腊土地及其起源的过程中，希腊神话为前者提供了象征性框架。或者说，希腊神话为希腊土地及其机制生成提供了叙述性源头。神话不仅仅为希腊殖民地的开辟提供了话语的合法性，还为希腊土地制度的起源创造了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叙述源头。不难看出，神话学者由探寻神话作为文明的起源，转向探究神话在文明起源中所具有的创建功能。神话学文明探源模式因此发生改变，由对神话的属性界定转向了对神话功能的探寻。
那么，神话究竟是如何进入历史的?或者说，神话是与通过何种路径与历史发生关联的?我们前面的疑问在这里就找到了答案。就神话在创建文明要素方面发挥的作用，上述问题可分为三个层面探讨。对于王权象征符号而言，神话通过图像叙述进入王权意识形态;就族谱叙述而言，神话以神话思维的方式编造族谱时间链而将王室族谱神话化;就城邦创建而言，神话借助于英雄流浪神话和神谕神话为土地制度提供叙述框架。这就意味着，神话进入历史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它对历史的建构性功能也是多层面的(参见图1)。在这个过程中，运动是从神话到历史的单向路线，并不存在从历史到神话的逆反过程。我们不否认有历史进入神话的情况存在，但它不属于文明探源的阐释范畴，此处不做阐释。
图1 神话进入历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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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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