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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表格、报告书还是视频，这些立体化的“非遗”申报叙事已经成为一种有着鲜明自我风格的文类，有着不容置疑也是千篇一律的形式美学。在申报环节的“非遗”叙事美学中，因为志在必得，有意迎合上级官员和评审专家的完美、完善是其最高准则。据笔者所见，“非遗”申报在叙述起源时，大体上会尊崇某种神圣叙事的原则。这又有三个维度：一是要将原本传说中的人物，尤其是创始人坐实，并考据出其生平，撰写其家世与家谱;二是渲染创始者的功绩、伟力，将其虚化，进而神化;三是强调与上层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之间的关联，有时难免将大历史叙事中被定格为负面形象的历史人物反转成为眼光独到并具有前瞻意识的文化保护先驱。
在北京地区不同级别、类别的“非遗”名录中，完美的神圣叙事随处可见。不少花会一定会张扬自己的“皇会”历史，将慈禧或光绪纳入其历史叙事中，从而使昔日的旧“皇会”跻身当下的新“皇会”;太平歌词、双簧的传人会分别强调“抓髻赵”、黄辅臣曾经被“老佛爷”召进宫，这两个原本街头市井的玩意儿就是老佛爷“金口”赐的名儿;相声则会强调“穷不怕”朱绍文的旗人出身、文化水准及其与王公府邸的亲密。中幡则言必称宫中的礼部大执事与皇室仪仗队的旗杆;掼跤会直接与善扑营对接起来;“泥人张”会浓墨重彩徐悲鸿一九四三年写的那篇《过津购泥人记》;“面人郎”会渲染冰心一九五七年写的《“面人郎”访问记》;“葡萄常”会引用杨朔一九五五年的文章《十月的北京》和邓拓一九五六年七月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访“葡萄常”》。
在叙说传承的韧性时，被正史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是叙述的焦点。人们会强调在这举国上下的迷糊、混沌时期，该事象如何被个别不畏生死的人私下里传承，从而延续了丝丝薪火。在言其成就和影响时，除论及某位传承人的“大师”身份外，学生、徒弟、治愈的患者或追随者的人数，产生经济效益的钱数，作为文化大使的外出次数，作为文化名人参展参演的回数、获奖的多少等级等数据都纷纷出炉。这样，处于申报过程中的“非遗”已经被表格化、数据化、符码化。
在决定是否进入评审环节时，下层“非遗”日常申报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评判的标准首先是这些不同形制文本的完美度。与此大同小异，通常而言，坐在会议室的评审专家也基本是根据这些“完美”文本来评头论足，决定取舍去留。就这样，表面上自下而上的“非遗”运动，实质却是自上而下的。
当然，在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将申报高级别的“非遗”提高到政治高度，作为头等大事时，不但会组织临时的班子来负责申报工程，还会想方设法获取高级别评审专家的信息，将之请到现场感受、考察，让专家们对申报大业建言献策，必要时还会组织召开专门的研讨会。在名与利等工具理性的驱遣下，保护的对象难免沦为大小名利场和交际场的工具与符号，申请保护的过程实际成为职能部门、专家和申报对象的传承主体之间的共谋、共构，并最终形成利益均沾的共享。于是，不少有着话语权和投票权、行色匆匆的专家同时也就扮演了出纳和会计的双重角色，并在申报环节中加速着“非遗”的工具化、离地化、形式化与空壳化。
因为有前期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在晋级高级别的“非遗”名录后，地方政府也就有着回报诉求。理念上，如何让“非遗”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是政界、商界、学界以及“非遗”传承主体都关注的事。于是，动态传承、活态传承、生产性传承，直至产业化传承等计谋纷纷出炉。这同样与“非遗”运动的初衷相背离。原则上而言，“非遗”多数是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遗产，是乡土的，有着精神内蕴，不是口耳相传就是手工的或小作坊的，与特定地域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态、物产、历史人文、风俗习惯、宗教节庆等息息相关。要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事象在工业化、信息化和都市化的当下产业化传承，只能对原本想要保护的文化形态进行有预谋、有组织的破坏。即使能成功改进，进行大规模的机器化生产，这些产品也已经不是属于文化的“非遗”，而是买来后可以轻易舍弃的商品了。
在“文化走出去”的主观愿景下，“非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迎合都市等他者想象的展示品。上至国家文化部，下至县(区)级的“非遗”保护单位，在展览馆、博物馆等室内的展柜、墙上举办以精美图片以及部分实物为核心的“非遗”展览蔚为大观。而修建“非遗”博物馆、展览馆、广场等耗资不菲的土木工程也就名正言顺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除了静态的空间设置与展示，在保护现状层面将“非遗”形式化的还有更加兴师动众的呈现，譬如动用名导演，动用声光色电等现代科技手段举办的在舞台上、话筒前和镜头前的汇演、调演。传统表演性“非遗”项目大多都是仪式性的，天幕地席，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域才能举行的，多少有着精神交流和对个体生命、村落、族群祈福的神圣意味。然而，以汇演、调演之名表演的“非遗”节目，更在意的是空洞的视觉效果，其操演完全屈从于高清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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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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