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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再谈“从周边看中国”
  作者:张明扬 丁雄飞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12-14 | 点击数:7510
 

  我们最近又在做《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选编》。所谓“朝鲜通信使”,是李朝朝鲜派到日本的使节。他们留下来的访日记录,大都是汉文。关于这个领域,在中国学术界关注得极少,我在网上仔细检索过,居然只有不多的几篇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介绍性的、泛泛而论的。可是,这些通信使文献至少有四十种,日本曾经出了八大册《通信使大系》,韩国也出了《海行总载》正编和续编。我们现在无法全部整理出来,只能挑选百万字左右,选一些比较重要的,拿来供中国学界参考。可能,我们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还满足于“汗牛充栋”的中国史料,觉得中国文献对于理解中国很重要,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到“周边”去研究,还不善于借助“他者”或者“异域”的眼光自我打量。可是,在这些文献的研究上,日本做得还是很好的。这也许和他们始终以“东亚”或“东洋”为研究领域有关。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文献大都是汉文的,无论日本还是韩国学者,阅读起来都不如我们方便,更何况这些资料始终涉及中国,对于重新认识明清中国太重要了。最近,我在为这套书写一个长篇的《导言》,我会强调几点。第一,中国人千万不要以为,李朝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毫无关联。虽然这里貌似没有中国,但是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各种交往,政治的、礼仪的、文化的交往,总有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就是中国。因为,所有的标准,包括文雅、礼仪、名分、风俗,作为价值的好坏是非标准,都来自传统中国,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上曾经有着共享传统的文化圈。第二,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化间的比赛”。以前杨联陞说“朝代间的比赛”,说的是不同时间的各个朝代,往往会互相较长论短,其实“文化间的比赛”,说的就是同一时间里不同国家,也在文化上要彼此较量。尤其是近世,无论是日本、朝鲜、越南还是中国,在当时国家自我意识逐渐凸显的时代,为了国家自尊和民族颜面,都试图在文化上夸示于对方。所以,朝鲜和日本之间就常有这样的比赛。一个日本学者曾说,朝鲜人在武的方面打不过我们,就老拿文化来蔑视我们。文化比赛也是个“文战”,不过,比赛总得有个裁判吧,这个文化上的裁判,很长时间里面还是传统中国文化。用传统中国的习惯,来比赛诗、书、画谁的更好,礼仪谁更符合规矩,衣冠服饰谁的更有古老渊源?第三,“文化间的比赛”还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文化而言,可能汉唐宋时代的传统汉族中国文化是带有笼罩性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东亚诸国都曾以中国文化为典范和楷模。可是,你要注意,在现实政治中,十三四世纪以后,从朝鲜到日本,逐渐就和中国分开了。以日本为例,除了足利义满,东京大学的小岛毅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谈这个“消失了的日本国王”。足利义满曾经试图进入大明朝贡体系,但是此后的日本却与现实中国彼此抱有对等或对立的意味。这从隋代日本国书自署“日出国天子”就开始了,但在蒙元入侵日本失败之后,这种追求对等的意识越来越强了嘛。在脱离中国,追求各自国家自尊中,东亚各个国家都有,各种名堂也很多,但在追求自尊的时候,有趣的是,用的却是来自传统中国的观念和制度。我在通信使文献中看到一个争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名分”。比如,日本和朝鲜交往,国书上签署的,是日本国王还是日本大君,还是什么名号都不用?注明年份的时候,用什么年号?朝鲜在明清用中国的年号,自署朝鲜国王。可是,日本觉得自己不能是明朝属国,于是在国书署名上就纠结得很,从林罗山到新井白石,一直争论不休。

  那么,所谓“周边”也就是东亚这一块儿,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

  葛兆光:其实,“周边”成为问题,是从很早很早就开始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元明之际也就是十三十四世纪。我一直说,中国近世的内外问题有两个脉络,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面讲的“从天下到万国”,从天朝中心笼罩四海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被迫转向万国并峙的国际新秩序。可是,我要说明,这一变化并不是从西洋人来到东亚才开始的,也不全是从费正清讲的“西方冲击”才开始的。十三十四世纪,蒙元入侵日本失败,激起日本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文化自尊心理。这是内藤湖南指出的,即应永之乱以后日本文化主体性的抬头;李朝朝鲜取代高丽王朝,虽然进入大明的朝贡圈,但在文化上渐渐也开始自立,追溯檀君传说,重写朝鲜历史,尊崇朱子学说,已经逐渐有了自国文化意识。而蒙元时期就自己有皇帝称号和独立年号的安南,始终与天朝离心,特别是在黎朝取代陈朝,并且击败明朝入侵军队之后,也逐渐产生了本国的文化独立意识。尽管朱元璋、朱棣总是向外强调“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想重建一个大朝贡体系,但是实际上有的国家被迫承认它是“不征之国”,有的虽然仍然维持朝贡和册封,但是也有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正管得住的,就是“十八省”。所以,你看“周边”诸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就有问题了,绝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但是,作为对中国的历史认识来说,这些文化已经渐行渐远,对中国“各自表述”和“各有立场”的观察,对于反省中国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对于东亚近世的情势,我总觉得,在文化上还有认同,在政治上已经分离了。一直到现在,日本、韩国、越南一方面承认历史中国,另一方面蔑视现实中国,文化上会说你的传统很好,政治上不会认同你的制度,也不承认你的领土边界,这一点大概从那个时候就种下根儿了。这些资料,我们现在都不能说是“发掘”,因为它就摆在哪儿啊,只能说是“整理”。过去的学者里,吴晗、金毓黻比较关注。吴晗关注,是因为他做明史;金毓黻关注,和他当年做东北史有关系。日本自从明治、大正以来,对满蒙一直别有企图,而且甲午之后占领了朝鲜。金毓黻做东北史,大概是秉承了傅斯年的想法。他一方面要回应日本的满蒙研究,一方面要面对朝鲜与东北的关系。所以他编了有关东北的资料丛书,收集了很多东西,包括一部分朝鲜燕行录文献。但是其他人就很少用。中国过去用日本、朝鲜史料都很有限,除了做中日、中韩关系的,所用的资料也集中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热河日记》《漂海录》等等。当然,近二十年来好得多了,我在韩国首尔大学外交系的一个会议上,曾经专门讲到近二十年的变化,也收在即将出版的《想象异域》里面,这里就不多说了。总的来说,海外的新史料能刺激新问题,新问题又迫使你发掘新史料,当这些问题和史料都有了,再看海外的一些研究论著,就会对学术潮流有更多的理解。

  吴晗先生早年编过《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葛兆光:吴晗曾经很受胡适影响,我不知道他做这个东西,和胡适有没有关系。不过,胡适是早就意识到的,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去瑞士苏黎世开第一次世界历史学大会,就讲过研究中国史,除了所谓四大新资料,也就是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汉晋简牍和大内档案之外,还应该有第五大资料,就是日本和朝鲜流传的中国史料。当然,那个时候的着眼点是,能够补充中国史料之不足。但是现在,有了新的问题和新的着力点,就是我开头讲的几个关键词,这些史料就和新问题发生关系,而不再仅仅是对中国史拾遗补阙的意义了。补充史料的意义当然仍是有的。比如康熙年间吴三桂起兵,有一篇《反清檄文》,中国文献中没有,却保存在朝鲜的《李朝实录》和日本的《华夷变态》里面,而且朝鲜的文集、官方记录等史料中还记载了《檄文》经过商人传播到日朝,以及日本对马岛与朝鲜釜山两边儿的官员对于这件文书的不同看法。

  这样,它就可以和一些明清档案配合使用。但是,我总觉得,光是作为史料补充中国史研究还不够,还应当作为“异域之眼”,除了自己的眼睛,还借一副眼睛来自我认识,这就有了新意思了。

  您说的“新意思”是什么?

  葛兆光:你知道,学术是不断变化的,问题、重心、角度、立场都在变,这是当然的。以前王国维说,“道咸之学新”,新在哪里?以蒙元史为例,蒙元史在中国,就是上承晚清道咸之间的西北史地之学的。道咸时代的西北史地之学,表面上遵奉的是顾炎武,实际上它的取向,已经和顾炎武有区别了,时代不同了嘛。所以,王国维才这么说,因为学术重心、问题关注、工具方法已经变了。道咸之学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第一,它把原来仅仅局限于汉族中国的历史时空,放大到当时的多民族大帝国甚至更远。第二,你要搞这一段历史,原来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历史脉络和历史观念不管用了,你必须得发掘史料,重新洗牌。通常新史料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地下发掘,还是一种是来自外国,即用其他语言记载的史料。比如蒙古文之外,还要看波斯语的、俄语的等等。第三,这样就带来一个工具和方法的变化,你不得不学外语,过去,中国人研究历史不需要学外语。所以你看,在钱大昕的时代可能还不太有新变化,但重修元史到了柯绍忞、洪钧、屠寄,就有变化了,后人能用外国资料啊,如果不懂外语,不出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外面那些史料你没有呀,有了也没法看啊。这样,历史研究就不是中国传统的方式了,甚至不是对传统中国的研究。日本起步不算很早,那珂通世的时候,还要向沈曾植、陈毅那里讨资料、学东西,可是,从那珂通世以后,中国学越来越向“东洋学”发展,满鲜史、蒙古史,甚至和西洋人一样的“西域南海之学”也越来越进步了。可是,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呢?西北史地之学,由于并没有与国族、疆域等等大问题融合,到后来成了“绝学”。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蒙元史先是在王国维、中是经陈寅恪,后来又从姚从吾、韩儒林等等那里才有大变化。现在,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又提出蒙元时代的历史,不应当是中国的历史,所以不能叫元史,像京都大学的杉山正明,他最近在中国出版了很有影响的《忽必烈的挑战》,他就继承了东京大学本田实信教授的想法,认为那段时代的历史应当是世界史,所以不能叫元史,而应该叫蒙古时代史。他们把联系的、放大的、横亘欧亚的蒙古帝国史,代替了原来以中国为本位的元朝史。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就是一个新问题、一个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史料、工具和语言的问题就又出来了。

  我觉得现在的文史研究,三方面缺一不可:新史料、新问题和新视野。现在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是做些事情来推动变化。有好多可以作为工具的语言我也不懂,我们就拣“东亚”这块儿先做,因为东亚这块,当时流行的“国际语言”就是我们的汉语中文,在这方面我们有优势,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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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12-08 08:4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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