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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间依靠相互借用以生存，但它们反而是依靠拒绝相互借用以定义自身的。
——莫斯
“先生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中，传给我们的绝非书本的死知识，而是一种大生命的鼓舞;听讲者受其陶冶诱导，无不油然沛然，尽发其蕴积的潜力，以从事于学问的探讨。我们今日之所以起始追求学问的意义和本相，可说完全是先生所启发的。三个月的光阴已倏然消失，我们的派先生就是在二十一年圣诞后一天离开我们了!我们顿失瞻依，无不感到若有所失……” 。这段话出自费孝通及他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同门之手，它深情地颂扬一位“先生”，这位“先生”，是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 1864~1944)。
派克于1932年9月至12月(1932年离他从芝大退休的1936年并不久)作为访问教授在北平(今北京)燕京大学讲学，费孝通与他的同门，都是当时派克班上的学生。
燕京大学建于1919年，是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教会合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在1920年代，它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一个社会学系。
邀请派克的人是吴文藻(1901~1985)，他小派克27岁。吴文藻1901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自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考试，如同吴文藻一辈的青年学生不得不在中国新式西方教育体系中寻求高等教育。1917年，他获许进入北平清华学堂。1923年，吴文藻完成了大学预备课程，去美国留学。留美期间，他在达特默思学院(Dartmore Institute)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吴文藻受聘为燕京大学教授。
派克年轻时候曾是一名新闻记者，后来他在德国和美国学习了好几门学科，包括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一位领军人物。
在燕京大学，派克教两门课——“集合行为”与“社会学方法”。如同费孝通在21世纪初所回忆的那样——他曾是派克班上的一名学生——派克在燕京教课非常认真，“他正式开课，给学分，按时上堂讲课。课后还通过个别谈话和偕同出去参观指导学生学习。”
在这两门课中，派克倾注了大量精力来介绍他的城市社会学，当时他的一个学生杨庆堃编写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个完整笔记。
1920年代，派克和恩斯特•步济时(Ernest W. Burgess，1886-1966)已经提出一种城市区位学的精致理论。派克认为城市即犹如生态系统般的环境，其中充满为稀缺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土地，导致了城市空间的分隔。这种分隔是基于对独特的生态群落或“自然区域”(natural areas)的理解来分析的。在城市中，“自然区域”也是人们共享相似的社会特性的地方。作为一个“自然区域”的复合体，城市可以说是一个人类的生态母体，在其中不同人群得以共存。
吴文藻曾通读派克的论著，并不惮其烦地坐在他自己的学生当中听派克讲课。但是吴文藻的谦逊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在他关于派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派克城市社会学的不同。吴文藻认为关于城市的社会学是一项庞大的工作，而他更迫切的是试图从中学到如何研究中国乡村生活。对他而言，美国城市社会学之所以重要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一种植根于乡土的社区集合——的一个对比。
吴文藻并不怀疑派克的模型，相反，他将之拓展到所有的人类社区，包括那些处于分别民族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共同体。通过他的解读，派克的城市区位学既是民族志，也是一种方法论，适用于分析一切界线清晰的“小地方”或“社区”。吴文藻设想社区研究是好理论和好方法，“是以研究文化不同的各种社会，如部落社会、乡村社会以及都市社会，都需要地理或区位的观点与方法”。 在向派克致敬的同时，吴文藻提及三个不同学科——民族志、微观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以及社会学。在他看来，这三门学科的差别在于调查的目标群体不同，不过如果用一种方法论即“社区研究”来看它们，它们又是相同的。他强调用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来研究中国乡村社区。如果吴文藻所言非虚，那么派克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他说派克“以为都市是西方社会学的实验室，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 然而他同时也承认所谓派克对西方都市与东方乡村的区分“(并)非出自派氏原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吴文藻自己“取材于派氏的都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区别观”所构想的比较图景。
我曾对燕京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之源起有过论述 ;我认为，美国传教士和社会学家明恩溥(Arthur Smith, 1845~1932)的《中国乡村生活：一项社会学研究》 和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及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1881~1955)分别在特罗里恩德岛、安达曼岛发展的民族志方法，是其两个主要来源。众所周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两本被称为经典的现代民族志出版于1920年代;而明恩溥在他的作品中发明了一种我称之为“乡村窥视法”的方法。明恩溥在山东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研究，描述帝制中国如同一所大房子，村庄就是其缩影。他认为此前出版的对帝制中国的描述仅仅谈到中国的城市是错误的，要认识“真正的中国”应采用一种新方法，而他所指的新方法即为乡村研究。在明恩溥眼中，要去观察中华帝国这所大房子里边包含了什么，就应该把乡村当成墙上的孔洞去窥视这所房子的秘密。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乡村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论单位值得未来的社会学家关注。显然，吴文藻采纳了明恩溥的观点并将它与民族志的新潮流糅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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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2-1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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