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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是自戴脚镣的体力活
——施爱东博士访谈录
  作者:施爱东 廖明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12-04 | 点击数:11875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日本东洋文库客员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等。

  廖明君:《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壮族始祖创世之神布洛陀》、《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生死攸关-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主编)等。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爱东,你好!“传说中国”专栏开设之后,很受学术界关注和好评,我儿子在念高二,他也读得兴致勃勃。记得你曾在信中说过,“传说中国”系列论文写得非常痛苦。真是辛苦你了!但我认为这样的辛苦是非常值得的。你在写作中一定还有许多意犹未尽的话,或者说在论文中不适合表达的意思,能不能借这个访谈,进一步谈谈你的感受和心得?

  施爱东(以下简称“施”):我的痛苦不仅是身体的劳累,更痛苦的是心理煎熬。这一系列文章,主要是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期间完成的。我在申请去东大的时候,给菅丰教授提交的合作题目是故事学方面的,到了东大之后,发现这一方面的材料不足,但是,近现代史方面的中日文资料,他们搜罗得非常齐全,有关中国的西文资料也很丰富,所以,我就顺势将合作课题改成了“16-20世纪的龙与中国形象”.就是这个课题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煎熬。当你认真进入晚清的历史细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历史书上的那些宏大叙事,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落后”和“挨打”的基本事实。可是,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挨打?仅仅是因为落后才挨打?或者是因为挨打才落后?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把责任全推给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这个民族自己的问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中国根本不是被侵略者打败的,而是被中国人自己的顽固、贪腐、瞒骗、窝里斗给打败的。那些尘封百年的旧材料,对我来说,全是新体验,是我在过去的历史书上从来没有读到过的。看着那些材料,对照历史,看看今天,我们并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官僚机构和国民素质都还在原地踏步。我深刻地品味着鲁迅曾经痛苦过的痛苦。

  廖:你说的这种情绪是在写作《拿破仑睡狮论》和《从Pigtail到“豚尾奴”》期间的情绪吧?我收到你稿子的时候,就看出你是憋着一股“气”在写作的。在你的论文中,有时流露出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有时又对民族主义冷嘲热讽,看得出来,你的内心也很矛盾。清末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本质上都想为了中国好,可是,彼此视若寇仇,常常不分青红皂白打得乌天黑地。一些革命志士,不杀贪官污吏,反而专杀那些主张改革的立宪派大臣,目的只是为了加速清王朝的腐烂,让大清朝早点沦丧。这确实有点造化弄人,是是非非,黑白难辨。

  施:是的,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可另一方面,读了那些原始材料之后,我对自己的民族爱不起来。尤其是当时身在日本,对比日本人的清静自律、彬彬有礼、细致认真、一生悬命,我总是不自觉地在每个方面都拿他们与中国人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让我非常痛苦。然后,我发现我越来越恨自己的民族,我恨这个民族的帝王将相,恨这个民族的下官污吏,也恨这个民族的市井小人。有时候我的内心突然会闪过一丝危险的念头:如果让我穿越到晚清,我会变成一个叛国者吗?我会是那个手拿小三角旗站在街边欢迎英法联军的小市民吗?这个念头让我直冒冷汗。那段时间,我常常整夜整夜地看材料,睡不着。两个月后,我就开始掉头发,鬼剃头,一块一块地掉,后脑勺出现三块光滑的头皮,整个精神都快崩溃了。历史学者是最痛苦的,知道越多,精神越痛苦。像我这种心理素质弱的,更是不堪其苦。

  廖:也许正因为爱,才会有怒、有恨吧。如果你真的不爱这个民族,你就应该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痛苦,恰恰是因为你挂不起来,所以才将关于大清龙旗那篇文章标题取成《哀旗不幸,怒旗不争》吧?我看到最近网络上流传一句据说是王朔的名言:“这个连街头的小偷都不敢呵斥的民族,却有勇气高呼灭了小日本。这个连活着同胞的苦痛都漠不关心的民族,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当然,这段话是有点情绪化,这和闻一多写《死水》的那种情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你的痛苦,也许是当年闻一多痛苦的翻版吧?

  施:虽然我试图在《龙与图腾的耦合》中拆解闻一多的“龙图腾说”,但我敬仰他的伟大人格。从他的《家庭主义与民族主义》可以看出,闻一多的民族主义不是保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广义的民族主义,包含了民主主义的内涵。闻一多和顾颉刚都是我最敬仰的学者,闻一多求是,顾颉刚求真,闻一多激情澎湃,顾颉刚固执冷静。他们不是同一类学者,但我两者都爱,闻的《伏羲考》和顾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是我最喜爱的两部经典。正因为爱,所以读得细,想得透,我才更有把握拆解它们。

  廖:虽然你是带着情绪进行写作,但我觉得你在对待具体问题的时候还是努力地保持着冷静客观,除了一些带着感情色彩的用语习惯,你很认真地遵守了学术写作的规范。我看你每篇文章都在尝试用一些新的方法,尤其是在材料的搜集和取舍方面。比如你在《龙的政治》一文中,主干部分的材料基本上只使用了二十四史,而且集中使用了其中的“舆服志”.你自己解释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用相对均质的帝王对于龙的态度,来说明龙形象的历史变迁,避免使用各个不同阶层的混乱的龙观念来分析帝王生活中的龙形象,尽量减少张冠李戴。”我觉得这段话还可以再展开谈一谈。

  施:谢谢给我解释的机会。其实任何写作,都必须有明确的“边界”,不仅叙事要有边界,取材也要有边界。20世纪以前的西方人类学和民俗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滥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解释各种社会“遗俗”.只要是具有类似结构的人类行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不管是南半球的还是北半球的,都被跨时间跨地域地穿越在一起,互相印证,互为说明。我们用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制度,来解释中国上古时代人与动物的关系,虽然可以取得貌似丰硕的成果,可是,建立在类似普遍联系基础之上的理论和观点,充其量只能是一些假说,不仅无法从逻辑上得到论证,而且还可以从现实和文献中找到大量反例。学者们在学术写作中之所以选用这则材料而不选用那则材料,不是基于材料来源的性质,而是基于预设观点的需要。有些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旁征博引,可是由于其结论乃是建立在异质论据的基础之上,这就像把楼建立在沙滩基础之上,根本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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