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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下的文化传播理论视角，比较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和中原虎文化的信仰实况，认为虎崇拜是氐羌族群普遍的信仰习俗，西南各族群有关人老死后化为虎的传说，反映出远古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灵魂观。并指出在中华虎文化的民俗信仰体系中，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具有地方化、民族化的特色。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虎崇拜；南诏政权；虎图腾；化虎传说
中图分类号：B9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Ｘ（2007）06－0038－06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彝语支诸族群，历史上曾流行虎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云南双柏县彝族民间的虎傩活动，就是古代彝族先民虎文化的传承。本文拟征引史籍文献及民族志资料，从以下三方面分析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
一、南诏政权时期的崇虎习俗
唐代崛起于西南地区的南诏政权，其建立者蒙氏属于彝族先民。南诏政权同彝语支诸族群有着密切联系。历史上南诏政权的疆域，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诏传》载：“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土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1］6267郑回《南诏德化碑》说南诏：“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渀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建都镇塞，银生于墨觜之乡；候隙省方，驾憩于洞庭之野。盖繇人杰地灵，物华气秀者也。”［2］559由此可知南诏疆域包括今云南全境及与云南交界的西藏、四川、贵州、广西及东南亚部分地区。
南诏政权的建立者蒙氏，是西南地区崇拜虎图腾的族群，对虎的崇拜表现在南诏风俗的诸方面，南诏蒙氏王室的服饰就用虎皮装饰。《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诏传》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史称异牟寻披“金甲，蒙虎皮”出迎唐王朝使节［1］6274。唐樊绰《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记载此事甚详：
夹路马步军排队二十余里。南诏异牟寻出阳苴口艹芊城五里迎。先饰大象一十二头引前，以次马军队，以次伎乐队，以次子弟持斧钺。南诏异牟寻衣金甲，披大虫皮，执双铎矟。男蒙阁劝在傍，步枪千余人随后，马上祗揖而退［3］341。
南诏王异牟寻在迎接唐朝使节的仪式上，以身披虎皮的仪节以显示其西南王者的地位。不仅南诏国王如此，南诏大臣服饰亦喜用虎皮装饰。唐樊绰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载：“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3］258－259在中原汉文化语境中，民间称老虎有大虫、白额将军、啸风子等别名。南诏呼大虫为波罗密，应当是南诏夷语的音译，汉文史籍记载南诏谓虎为波罗，就是彝族先民语音的汉译。
南诏政权的虎崇拜更体现在军功方面，南诏将虎皮视为勇武精神的象征，以褒奖勇士在战场立下的功勋。南诏政权对立有战功者，实行授予不同规格虎皮的制度。唐樊绰《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载：
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缺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3］289。
明谢肇淛《滇略》卷九《夷略》，记载南诏军事制度说：
人丁壮者，皆为战卒。王之亲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韦带也。兵百人，置罗苴子统，自曹长以降，系金佉苴，尚绛紫，有功者加锦，又有功加金波罗［4］220。
从南诏政权对军功奖励的不同层次，可见虎皮是授予军功卓著者，身披虎皮是战功和荣誉的象征。
南诏根据士兵在战场上军功的大小，而授予不同规格的虎皮以示区别。这种褒奖制度大致可分三等，即一等“全披波罗皮”，二等“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三等“胸前得披，并缺其背”。可见虎皮是荣誉的标志，虎皮是胜利者的象征。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由南诏清平官郑回撰写的《南诏德化碑》，碑阴镌刻以下被授予大虫皮的功臣：
清平官大军将大金告身……虫皮衣杨傍佺”，“大军将开南城大军将大□告身……大大虫皮衣赵眉丘”，“大军□□□□□□□身赏……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张膘罗于”，“……色绫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孟绰望”，“……仓曹长小银告身赏二色绫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盛颠”，“大总管小银告身赏二色绫袍兼大虫皮衣□□□”，“……军将赏紫袍金带兼大虫皮衣刘望□喻［5］158、159、201。
《南诏德化碑》碑阴记载的“大大虫皮衣”、“大虫皮衣”，应是南诏以虎皮褒奖军功的一等和二等，此三等褒奖的大虫皮制度，充分反映南诏政权对虎图腾的崇拜。汉文史籍对南诏政权虎崇拜的详细记载，说明南诏虎崇拜具有深厚的地理人文因素，并有审美、图腾、象征等多重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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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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