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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文化部公示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甘肃省又有8个项目入选。现在，只等待国务院正式公布。
从2006年开始申报第一批非遗项目以来，
尽管入选国家级项目越来越难，但丝毫没有影响全省日益高涨的申报热潮。
高涨的申报热似乎不能说明一切，
终究，“非遗”更为重要的还是保护传承开发这些字眼所涵盖的内容……
“热”的背后
“一次比一次热。”说起今年全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情况时，王正强打了这样一个比喻。
今年6月初介入第三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工作后，身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专家的王正强也第三次成了该项工作的评审专家。
“8月初开始公示的111个推荐项目，是从全省14个市州申报的209个项目中提出的第三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公布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73项，市州级名录811项，县区级名录项目2422项。”王正强说，这些数据里不包括第三批的数据。而就进入国家级名录的项目数量，王正强说和第一批的23项、第二批的30项相比，第三批的8项明显少了，对此，他认为现在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从省级名录进入国家级名录无疑难度会越来越大，同时从另一个层面也似乎表明我省该进入国家级名录的“东西”进得差不多了。
和王正强有同样感受的省艺术研究所郝相礼副所长也认为全省申报非遗的热度是一次比一次高。对此，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李浩斌副主任说，这恰恰表明了我省非遗保护意识的一种自觉性的“抬头”。“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认为不单单我们省级名录的数目是属于中等偏下的，就是进入国家级名录的也一样，甚至还是有些少的，因为这一次，仅浙江就有60项进入国家级名录。”言下之意，甘肃的热度还不够！
从最初的不知道应该报什么到现在的“硬塞”，王正强对申报热潮有自己的看法。
“2006年我省启动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当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人还不知道应该报什么，很显然，这个时候不少人对‘非遗’的概念模糊甚至是一无所知的。”在做评委之前，王正强先担当起了普及非遗知识的临时老师。“我从东讲到西，把我们的非物质资源笼统地过了一遍。”等到了第三批，王正强说申报的多得很，感觉仿佛你去买东西时，碰到不满意的不想买的时候，却被人“硬塞”给了你，“质量上有些不太高。”王正强说，其实，这种“硬塞”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省财政每年列支150万元非遗保护专项经费，一部分用于组织开展全省保护工作，一部分支持重点项目保护。“所以，进入名目的项目多多少少是有些钱的。”王正强表示，这一点也是申报热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
“割断”的历史
郝相礼的名字是被列进省上“非遗库”里的。而这意味着他和库里的其他名字一样，随时会被抽到并介入和非遗相关的工作中。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郝相礼就已经开始从事非遗的普查工作了，只是当时还没有非遗这个叫法，而是叫“民族民间文化”。
“其实，非遗在我们国家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到80年代左右，每个省都有十大集成之说，什么戏曲志、曲艺志等等。”郝相礼说，我省也在那一时期展开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普查利用。“最具典型的就是被搬上舞台的陇剧，它(陇剧)就是从民族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而来的，现在，它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郝相礼进入非遗也是从编纂十大集成的田野调查工作开始的。《中国戏曲志·甘肃卷》、《中国曲艺志·甘肃卷》是甘肃十大集中的两部，它们是由郝相礼所在的省艺术研究所编纂完成的。
2003年正月初四，在那个阳光不太明亮的冬日，郝相礼和同事乘坐长途班车去河西走廊的武威调查凉州贤孝。三年后的2006年，贤孝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严冬的武威，气温-17℃，我们从集聚着不少演唱贤孝艺人的天马广场到距离武威几十公里的村庄，四处拜访采访会演唱凉州贤孝的老艺人，在一个名叫叶玉贤的老艺人家里，他给我们介绍了凉州贤孝的有关情况，并且在他家的院子里，我们录制了凉州贤孝的两个唱段。由于集成志编纂时都是录音资料，这次录制的影像资料，实为难得。作为盲艺人，怀抱三弦，自弹自唱，那苍凉的曲调，浑厚的嗓音，使我们在现场感到震撼，这也许就是民间艺术的魅力所在吧。”郝相礼说，这次调查，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时任凉州区文化馆馆长的冯天民对老艺人的尊重，“一次，冯馆长将天马广场上的贤孝艺人召在一起，让我们录制了凉州贤孝的代表曲目和有研究价值的曲目，后来他给所有艺人都付了劳务费，还给两位年岁大的老艺人送酒，表示慰问。”郝相礼以这段回忆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他认为如果说“非遗”保护是从文本开始的，那么，它最终保护的还是人——老艺人或传承人。
郝相礼认为，“非遗”保护包含了从文本到传袭场所再到部分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的一个连贯过程。文本就是像十大集成那样的东西。“不过，现在，我们的保护似乎和历史割断了，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珍贵的文本仿佛被遗忘或者说被抛弃了，‘非遗’变得就像一场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表象之下缺失了本真。”郝相礼认为，这种割断历史的现状是因为体制的原因造成的，是整个国家的一个现象，它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我想能改变的就是重拾我们以往的那些好的传统，无论专家还是保护者都要以身作则，进入田野进行实际调查，然后形成系统的、以挖掘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特点、传承以及现在的生存状况为主要内容的文本为最基础的东西，对‘非遗’项目进行真正的保护。”郝相礼说，在我省，对一个非遗项目做系统的文本收集的没有几个，除过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的并已经出版的“兰州市非物质文化丛书”——《兰州鼓子》、《兰州太平鼓》、《永登高高跷》和《黄河大水车》之外，很鲜见的。“现在，一些连基本的申报材料都写不好，反映出来的是申报项目多,但没有进行深度挖掘，多是出于为申报而申报。”王正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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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新网 2010年09月02日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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