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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佛教的世俗化与民间佛教结社
  作者:张国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8-14 | 点击数:10341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佛教的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佛教不断地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主要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相碰撞、相影响,逐渐在隋唐时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的另一方面内容是,它不断地深入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佛事活动成为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一、佞佛之风与佛教的世俗化

  隋唐时期,佛教风靡整个社会,上起帝王将相,下到普通百姓,大多数人都对佛教有着几乎狂热的信仰,佛教生活成为当时各个阶层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所作《入唐求法巡行礼记》的记载,隋唐时期在宫内设有内道场,“安置佛像经教,抽两街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每日持念,日夜不绝”。隋朝的两代皇帝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曾经受过佛教的菩萨戒,自称为“佛弟子”;唐朝的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等也都曾经先后在内道场里请佛教僧人为他们受过菩萨戒或者是灌顶。另外,隋唐两朝的最高统治者们还经常进行念经、请佛教僧人讲经说法、为佛经作注撰序或者是给佛教寺院赏赐、施舍财物等佛事活动,其中唐代宗甚至“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1]。在帝王所从事的佛事活动中,最能体现其佞佛程度的就是迎奉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扶风法门寺真身塔相传是天竺阿育王建造的,在这座塔中藏有释迦牟尼的佛指舍利,唐太宗贞观五年(631)的时候就曾经下旨开塔供养祭祀,此后,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和唐僖宗又先后七次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到长安和洛阳的皇宫中进行供奉、礼拜。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迎佛骨的时候,“群臣谏者甚众”,但是懿宗坚持“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后来佛骨到了长安,懿宗又“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2]可见其虔诚的程度。

  隋唐时期的帝王崇佛,势必要影响到和他们关系最为密切的王公贵族。这一时期,王公贵族中信仰佛教的人很多,由于这些人的财力雄厚,所以在他们中间,耗巨资立寺和修塔院或者是舍宅为寺成为一种非常时髦的佛事活动。除了这些只有生活侈靡的帝王将相才作得起的功德以外,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从事的佛事活动还有斋僧和写经造像、持斋念佛等。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宰相杜鸿渐为了庆祝出使平安归来,曾经“饭千僧”[3];卢龙节度使刘总在杀了父兄以后,“数见父兄为祟,乃衣食浮屠数百人,昼夜祈禳”[4];唐玄宗开元年间,庄州都督李敬“晚年焚香加趺,修菩提法,苦心自练,菜食而已”[5];唐德宗时的左金吾卫大将军刘昇朝晚年“功成身退,持斋念佛,修未来因”[6]。代宗时的朔方节度使张齐丘“酷信佛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7]

  隋唐时期,佛教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也主动或者被动地接受了佛教并求助于佛教,普通百姓对于佛教的信仰有时可以说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疯狂境地。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到达京师西郊的时候,“道俗相趋,屯赴阗闼,数十万众,如值下生。将欲入都,人物宣拥,取进不前,遂停别馆。通夕禁卫,候备遮断,停驻道旁。从故城之西南,至京师朱雀街之都亭驿,二十余里,列众礼谒,动不得旋。……致使京师五日,四民废业,七众归承” 。他在朱雀街南陈列从西域带回来的经像、舍利等物的时候,又出现了“长安朱雀至弘福寺十余里,倾都士女夹道鳞次”的热闹场面,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死的时候,“道俗奔赴者日盈千万”,葬的时候“京畿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当时人们对于玄奘的崇拜,似乎超过了对任何一个世俗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另外,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迎佛骨的时候,“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8];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佛骨到达京师以后,“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9]。

  如果说隋唐时期上层社会的崇佛活动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平民百姓对佛教的崇拜就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了。在古代社会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各种各样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很难有长期稳定的保障,而一旦遇到旱涝、战争等天灾人祸,他们的处境就更加艰难,甚至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也不能保全。这种比较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很容易受到佛教的影响,他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忧愁和困苦,求助于佛,他们对佛祖和佛教僧人的崇拜和礼敬的活动,也几乎都是在用自身的实际利益与佛进行交易。所以说,隋唐时期普通百姓对佛教崇信若狂的动力就来源于他们求福求利的目的,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佛教活动都比较贴近于他们自身所面对的生活现实,他们的宗教意识中也大量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关怀和愿望。这样一来,在以平民百姓为信仰主体的民间佛教中,大多数的佛事活动就都蕴含了明显的功利和灵验的动机。一般来说,当时人们抄写经文的佛教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目的:为了全体生灵发愿求福;为了医治自己或者是家人的疾病而写经造福;为了家人团聚或者是祈祷家人早日还乡而写经造福;女子为求来生转为男身而写经;为各种亲人写经求福。塑造佛像的理由大致相同,其中有为自身或者是家人的疾病而造像以祈求痊愈的,有为妻子怀孕而造像以祈求孕娠安吉的,有为将士出征而造像以祈求他们平安返回的,有为家人的生日、长寿、噩梦、家内鬼神不安以及保佑今世的富贵安乐和仕宦顺遂造像的,也有为了祈求来世的幸福、国祚的久长和亡故的亲人造像的。唐代宗宝应(762年-763年)年间,“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他带着妻子到当地的宝林寺魔母堂去捻香祈求子息,后来果真生了一个男孩,为了表示感谢,皇甫政在宝林寺“大设斋,富商来集,……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百万之众,鼎沸惊闹”。[10]总的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在平民百姓日常进行的佛教活动中表现出了浓重的实用主义特征,这些佛教活动本身就充满了世俗化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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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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