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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董作宾先生在中山大学《民间文艺》创刊号上发表的《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说：“在我们的眼眶中，歌谣、谚语的价值，不亚于宋词、唐诗；故事、传说的重要，不下于正史、通鉴；寓言、笑话，不让于庄生东方的滑稽；小曲、唱书，不劣于昆腔乐府的美妙。因为这是民族精神所寄托，这是平民文化的表现。”在这一段非常20年代化的表述中，我们分明能感受到董先生以及那一辈从业者们要为民间文学提升位置的强烈心愿，事实上，经过胡适、顾颉刚、周作人、郑振铎、钟敬文等人的研究和呼号，这样的心愿已经很大程度上落实了，他们给我们这些后辈遗留下丰厚的遗产，值得我们无限敬仰。当然他们也留下了不少缺憾，经过这么长时间学术发展，有些遗憾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尽管过去也有人(比如朱熹)认识到《诗经》中的《国风》具有民歌的性质，但是真正把它当作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歌写入文学史并成为文学史常识的，正是这些先辈努力的结果；但是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与现代民歌对比后的感性结论，缺乏严密的学术论证，反而是那些反对“《诗经》民歌说”的，却有大量严肃的论文，朱东润先生早在抗战前写的《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其中贡献的“三疑惑”和“七难”，至今没有一篇有力的回应文章。相对来说，比较能支持“《诗经》民歌说”的研究，我们看到最有力度的大概要算王靖献的《钟与鼓》，它用西方口头程式的一般理论来对《诗经》套语进行分析和统计，依照套语超过20%就具有口头特质的测量标准，肯定了《诗经》的民歌特性。这样跨文本的分析技术，其实一直是民间文学研究的惯用方法，像故事领域因为有了类型与母题的概念，就能以故事学的角度更加切近历代笔记小说里那些过于简约的文字记录，使民间文学史写作有可能避免像文人文学史那样必须以固定的作品文本为前提。当然，这样跨文本的研究只是一个方面，民间文学的语境发掘其实也是很需要着力的，比如随着最近考古成果的日新月异，诸如“事语”一类的书籍以及传说故事的画像在战国秦汉间大量存在，联系到传世典籍如《韩非子》的“外储说”、“内储说”，刘向的《说苑》一类故事总集以及《列仙传》、《列女传》一类专题故事集，人们有理由猜测在这一时段的知识阶层内可能有以传说故事来说事的社会风气，正像春秋时期以《诗经》来言志相仿佛。无论怎么说，一个近似悖论的特质是很明显的：民间文学最基本的特点是口头性，但是我们大量接触并进行研究的民间文学作品，却是靠文字传播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希望从文字中“看”出口头来呢?如果有，又该如何“看”呢?——这正是我们会议主题“文献传统的口头性解读”主要面对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话题是从民间文学引发的，这与整个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起因倒很相似，但我们这次会议却不准备固守“民间”与“文学”，这里有几点概念性问题需要澄清：
1、我们暂时忽略“民间”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认为口头性是大于“民间”以及与“民间”相对的各种范畴的——当然，如果像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那样把“民间”定义为“任何民众中的某一个集团”，那倒没有对立范畴，只是这样的概念在此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比如最常见的“民间”与“官方”相对，我们以高祖母亲刘媪与龙交而孕的传说为例，你能说清楚它是民间传说还是官方神话吗?章太炎在《国学概论》里就不无戏噱地说：“《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其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成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章太炎的解构很有后现代的味道，但就是他比附的这个湖北奸杀案，我们也可以在先秦典籍中看到类似的故事，谓予不信，请翻阅《韩非子·内储说下篇》。
2、我们也暂时忽略“文学”这个概念。因为口头性的存在是远远超出文学范畴的，我们没必要画地为牢。比如刚听过田连元的评书《潘杨讼》，里面讲到那个一路收取贿赂的大内总管崔文看见斜谷县令寇准两袖清风却得斜谷县万民拥戴，不禁也“偷偷地脸上有点发热了”。田连元怎么知道崔文会“偷偷地脸上有点发热了”呢?这是说书，是口头文学，我们默认它可以虚构，那个崔文本身就是虚构人物吧。但是看《左传·宣公二年》的这段记录：“宣子(赵盾)骤谏，公(晋灵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闢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这个故事在《国语》、《吕氏春秋》和《说苑》等书里都有记载。比起崔文来，鉏麑的心思更不可能被人知晓，他当场就一头碰死了，左丘明等辈怎么会知道他的临终感言呢?史家、诸子、文献编撰家与说书艺人之间，真的有那么远的距离吗?
这是说史学，哲学、思想之类也同样如此，如果有人说从《论语》到《颜氏家训》到《朱子语类》到《毛主席语录》中看到了某种口头性上的一以贯之，我们不会认为他是在说大头天话。
我们所说的“文献”，也不光指书籍，甲骨契刻、钟鼎彝铭、竹帛碑文……举凡有文字的任何载体，都在我们的视野里；甚至不光文字，一切视觉的记录形式，也当可以入我彀中。比如图象，假如原本《山海经图》还存在的话，它所蕴涵的口头信息绝不会比现存的文字《山海经》少，即便是后起的诸种《山海经》图，它们或许也在别的层面上透射着口头的资讯；至于剪纸、花窗等等之类，更是一直在无声地言说着，当然只对听得见的人说!当今的影视、网络，更是一个无比广阔的视听区域，顺便说一下，我们所谓的“文献传统”，并不等于“传统文献”，它并不单指过去的视觉记录，而是一直可以延伸到当下的。甚至，任何一次的口头表述一旦变成文字或图象，这些记录也获得了“文献”的资格，我们非常希望有人去解读“三套集成”的各级记录稿、整理稿和出版稿，也许大有希望形成民间文学的手稿学!
总之，我们会议的议题将以口头性为核心，重点在于从文献中搜寻口头的踪影，并且通过这样的搜寻，去加深对文献与口头各自特质及其互动转换机制的认识，从而对人们的表达方式之于人类文明的关系与作用，有更具体细致的体认。这方面，我们了解到国外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比如关于口承—书写“大分野”(The Great Divide)的持续争论之类，并且形成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观念方法。我们的会议自然没必要一定说去跟国际学术接轨或回应，更没有兴趣单纯去为国外理论寻找中国的例证，哪怕是非常精彩的例证。但是视野的拓展和成果的借鉴，却是应有之意。
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议题，将民间文化研究的知识与技能辐射到更多其他领域去，用以检验我们的研究到底在人文、社科界能有多少阐释力和生命能量，以免老是戏台里喝彩自己喊好、耗子扛枪窝里横，为此，我们热切祈望非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人员能踊跃参与!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4-12-3 16:1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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