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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建]无字传承“歌”与“唱”:关于侗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
  作者:徐新建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2-21 | 点击数:12353
 

 

[内容提要]本文在黔东南小黄侗寨等地的田野考察基础上,分析侗族民歌的文化特点,强调从“歌”和“唱”的角度,对少数民族的“无字传统”和“口头遗产”进行音乐人类学研究。
[关键词]侗歌;音乐人类学;少数民族;口头遗产 

 
引言:“族群歌谣学”的可能
 
长期以来,“侗歌”可说是自在、自为的乡土事像,生机勃勃并世代相沿地存在于侗家民众的村寨生活之中。纵然侗家也有自己关于歌的“理论”,但仍属于与“歌”一致的口传类型,比如民间流传的“饭养身,歌养心”(oux sangx soh, al sangx sais)或“‘老数’‘三妮’造歌、传歌”等等,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行为体系。
由古至今的外来关注改变了“侗歌”的这种自在和自为。这些“关注”包括了采录整理、研究阐释,以及加工利用乃至行政干预。每一个时代的“关注”都牵涉着关注者的特定动机和既有观念,并产生出不同的“互动”结果。从更大一些的“中西交会”背景看,中国范围内的侗歌“关注”可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阶段。前者以采“蛮歌”、观“蛮风”为标志,体现着“华夷”分野的文化观念;后者则从属在五四以来的“歌谣”研究当中,反映的是西学影响下的现代文艺观和“民族-国家”理论。
因此笔者的工作便有着两个并行的指向:一方面需要对已形成规模的外来“关注”加以梳理,分析理解其背后隐含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还想借助穿越、透视的办法,透过各种“关注”的表层阻隔,见到未经处理的侗歌的“本文”或“本相”。(相关论述可参见笔者另文《侗族大歌:“本文”与“文本”的相关与背离》,《中外文化与文论》(成都),1998年总第4期,以及《文艺报》(北京),1998年3月7日。)或者说见到承受“关注”的主体一方。如有可能,再最后看看此两种指向能否产生出“新的综合”。
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学术界已基本倾向于承认远古时期的东亚大陆并存过多元分散的文明之源。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进入文字记载后,提及“十五国风”事像的材料其实表明了,即便在当时被采集和描述的有限范围里,也普遍出现过以“唱”为主的各族、各地歌俗。这些歌俗先于文献存在,并且彼此对等,各具特色。可是一旦经过收集整理、并被编纂成文甚至升为正统“诗经”之后,散在于各族、各地的吟唱之“风”,在性质、特色和价值、地位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观。首先是原始的“歌”被一分为二,即“诗”和“乐”。并且随着文字书写和乐曲演奏之重要程度的日益增强,“诗”和“乐”的地位逐渐超过甚至压倒了“歌”;有关“诗学”、“乐论”的兴趣与研讨也取代或涵盖了对于“歌”的论述。与此相关,随着诗、乐地位的上升,口耳传承的吟唱活动便被视为民间底层的“俗”事,至于那些不通诗文雅乐、还“停留”在无字状态的族群,就被看成有待教化的异邦“蛮夷”。也就是说,在中原文教传统里,诗、乐和歌的分离,导致了“歌”在后世的逐步“民间化”、“低层化”和“蛮夷化”。今日所讲的“侗族民歌”,在含义上其实就分别具有“少数民族的”和“民间/底层的”之义。而若指汉族,所谓民歌,通常关涉的是“山歌”、“号子”和“小调”一类“低俗”样态,与经、史、子、集那样的“高雅”之作正好形成对比。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诗文强化的结果,乃是歌俗弱化的产生。东亚大陆的各族群文化虽然经过了漫长的交往互动,至今仍呈现出不平衡的多元格局。一方面,某些族群、地区或阶层以诗、文载事,具有突出的文字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对文字的极大依赖和歌唱习俗的失落;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族群、地区和阶层以歌唱载事,缺少对诗文的参与,同时也免除了文字的制约,享有着以声抒情的畅快。从“外来关注”角度看,以往正统文人对民间歌唱的认识和研究都有不足。究其原因,当是受到了其“诗文思维”和“我族中心”的阻隔。如今若要突破,还得跳出对“诗学”、“乐记”或“文论”的简单套用,以及“华夷之分”和“雅俗有别”的束缚,以“歌唱为本”的眼光和文化对等的心态,直接面对各族歌俗,去观察、体验,然后才作描述。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最为需要的或许该是一门多元关照的“族群歌谣学”,或者至少是一种“族群歌谣论”吧。
由这样的要求和愿望出发,侗歌研究就需要在考虑族群特性及其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做到歌为本、唱为主,考察动态存在的群体行为。当然就原本自在自为的“侗歌”来说,我们的研究也还在“外来关注”的范围以内,其功用恐怕更多的是在反省和拓展“关注者”自己。
 
一、歌的分布——南方少数民族歌谣文化群落比较
 
自1998年到黔东南小黄乡考察当地侗歌以来,印象最深的是其明显的群体交往特征①。这种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群歌手的相聚对唱、以歌传情。然而相聚而歌等特征并不为小黄三村所独有,在如今壮侗、苗瑶乃至南方诸多“少数民族”村寨里也普遍存在;展开来看,其实是人类文化中“不谋而合”的共生现象。由此出发,我们考察侗歌分布的视角就有两极对应的基点,一是作为个体存在的歌手,一是层层递进的相关群落。歌手是个别和散在的。这决定了一切歌唱行为的具体性、独特性、自由性和变异性。
在小黄村里,翠兰的歌不同于燕姣的歌,“三妮”的唱有别于“银发老太”之唱,而作为当年出访巴黎代表团成员和如今作为县文工队歌手的吴培建也相差甚远……彼此之间从歌声、歌词到场景、身份和作用都各具特色,不可笼而统之,混为一谈。(本文资料主要出自在以上地方的实地调查,所引地名人名均如此。)反过来说,歌与歌之间、歌手与歌手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显而易见,其影响到歌唱行为的参与范围、以歌传情的作用空间,以及族群交往的认同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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