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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大师在近百年的生命历程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们的相继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连日来，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形式追思缅怀季羡林、任继愈，从工作、生活、著述等方面追忆了两位学术泰斗的稀世学术成就和令人叹服的道德风范，反思着当下学术环境，希望能够唤醒一些不应随着他们的逝去而一并消亡的治学精神与风范。
学术生命重在创新与自我超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张立文表示，两位大师的品德和风度及人格魅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逝世对中国哲学界是重大损失。张立文曾带着自己的一部关于儒学的样书去见季羡林，“季老说，不仅要西学东渐，还要东学西渐，把儒家的著作传播出去，给世界国家提供研究东亚的文化资源，文化不论怎么发展都要回到源头。”张立文也谈到与任继愈的交往过程。“我写了《朱熹思想研究》的50万字书稿，请任公写序，他放下自己的工作，给我认真写了长序，还说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朱熹的，给我提了修改意见。他对我讲，做学问要清心寡欲，要甘于坐冷板凳；他的很多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一是提携后学，关爱年轻的学者，他主编了很多书，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地看，严格把关，并把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告诉年轻的学者，交换意见，毫无保留；二是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1982年他提出儒教是宗教，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这个过程中，任公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他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敢于创新不怕别人有不同意见，是学术生命很重要的一点；三是精益求精的精神。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等很多书一直被我们当教科书读；四是弘扬中国文化，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从解放以后，任公用马克思的立场方法研究中国的哲学，关注中国文化资料的整理、弘扬及传承，几十年来坚持做中国哲学史和宗教研究。”
任先生执著的学术追求和彻底的科学精神，还特别体现在他对自己的既有的学术观点所持的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态度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侯才说，这集中表现在对老子哲学的性质的界定和评价上。任继愈先生对老子哲学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对此，他曾在《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一文中作过记述。其中说：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提出老子是唯物主义者；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则又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者。“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后来，“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论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据说，在其他场合，他还这样说过：“如今，我越来越觉得，不能把今天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比如，有关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学术界争论了很久，我也是参加者之一，既主张过唯物说，也主张过唯心说，但无论站在哪一方，都发现缺乏足够的证据驳倒另一方。我现在认为，这样划分的方法本身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都不是老子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后代的观点来套老子，既不可取，也讲不清楚。”侯才认为，这种因追求真理而实事求是、因实事求是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品格，是任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珍惜点滴时间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周桂钿谈到，任继愈有“四不”。“他80岁的时候，我对任老说希望给他祝寿，他说‘我还年轻，到90岁再说。’他88岁那年，我问他是否祝寿，他说‘不祝寿，我有几个不。一是不祝寿，祝寿对我来说没意义，但别人要花很多时间准备；二是不出全集，别人的全集我不看，我出了别人也不看；全集收不全，即使收全，一些文章也没有保留价值，劳民伤财；三是不到外地去；四是中午不在外面吃，在外面吃饭得两个小时，太累，在家半个小时吃完可以休息。’”
谈到大师的珍惜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王树英也深有感触，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学生，他熟悉季先生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是：“生命只有一次，一定要珍惜时间。”王树英回忆说，季先生平时喜欢散步，在散步时也不忘记思考，所谓“路不空行，行必有思，思必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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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7月22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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