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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已久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在扬州召开的时候，我由于难以分身没有出席，仅提交了一篇体会兼感想式的短文。会后，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几位先生仍建议我再写点，盛情难却，权作是还债吧。
“口述”的“史”及其目前的地位
“史”始于“口述”
谁都知道，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所有的思维活动，其累累果实都只能通过口述这种形式授受相传。其实，即使文字产生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寻找食物填饱肚子是头等需要，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字，仍然掌握在统治集团中少部分人手中，大部分历史故事还得依靠口授这种最古老的方式承传延续。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五千年灿烂文化，若说源头，几乎全部是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说”，以至“传说”二字在中国语汇中，称得上是资格最老的前辈。
不啻如此，即便中国文化经典之祖“十三经”中的《诗经》，也实乃一部口述记录。这部宏篇巨著的原始创作者，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在还没有文字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歌”来抒发对生活的各种体验与美好追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多么朗朗上“口”的歌词。还有，《诗经》中屡屡出现的“兮”、“噫”，也同样是不同感叹的注脚。今天“诗歌”二字已组合成一个名词，实际上它原本是由“诗”与“歌”两个单词构成的，而且后者的出现要比前者早得多，因为只能是有了文字之后，才可能把“歌”记录下来，之后“诗”才能应运而生。古人云：“歌以言，诗以志”；也有人说“‘歌’的本质是抒情”，“‘诗’的本质是记事”(闻一多《歌与诗》)，都说明了它们的区别。由此看来，把“诗”记录成“歌”的过程，就是古人所做的“口述史”工作。如今，《诗经》早已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在史学家笔下，它被剥去神秘的说教外衣之后，便成为了解远古社会与先民生活的一面镜子，淋漓尽致地发着它的史学功能。
在封建社会中被作为道德规范教化蓝本的《论语》，说起来也是口述的记录。《论语》并不是孔子本人所作，而是孔门弟子们所辑成的孔子语录。除了这些私家著述，被推崇为皇皇“正史”的二十四史，列于首位的《史记》也同样采纳了大量的口述材料。所以，倘若要为口述史工作的前辈建一先贤祠，那么将司马迁的画像和牌位置于最中间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口述史的现今位置
口述记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它却不身不由己地逐渐衰落了。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怨它自己不争气。
无须讳言，口述史料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弱点，因此自从有据可凭的文字记录产生后，它就不免相形见绌了。“口述”的弱点，主要在于它作为“史”时所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用“口”叙述某件事，即使在今天，也会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对象，而出现不同的表述。另外，口述本身也很容易走形，很难避免随意性，如果出现曲解就更不得了了。你想，司马迁若是果真保留下“命根子”，那么今天人们所知的西汉历史，怕就是汉武帝的“口述”了。类似之事，不胜枚举，可见“口述”要摆脱“适者生存”法则的约束，确实难度不小。
再者，先人留下的文字史料可谓浩如烟海，取之不绝，既然有这么多可考可查可据的根据，“口述”就是再不情愿，到了出阁的时候也不能不出嫁，而且嫁出去不是做正室而是作妾，比起在自家当姑娘，自然矮人三分。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西方的口述史工作比我们发达，但在史料学科中也仍然处于从属的补充位置，只不过好比是侧室而不是妾，境遇比我们好些。这种客观事实，估计很难改变。说句得罪人的话，在史料学这个大家庭中，口述史可能永远熬不到当婆婆的份，今天我们之所以特别提出“口述史”，实际上争的是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媳妇的身份。
口述史仍有顽强生命力
话虽这么说，其实“口述”的生命力仍很顽强，虽然它不是须臾不可离，但人们还是需要它。看看书店里一排排体裁各异的回忆录，形式上似乎是“心述”，谁又能说它们不带“口述”的属性呢。对于史学研究而言，从事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史的学者在从事研究时，除了利用能够获得的文字资料外，哪个不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采访当事者或知情人，只不过大多数采访成果只是片断或专题记录，不甚符合现代意义上“口述史”工作标准罢了。因此，口述史若要寻找一个向一门学科方向迈进，现实地说，还得从这里为起点。
西方现行的“口述史”工程，建立在强大经济后盾的基础上，它们成立有专门的机构，聚集了众多的专门人才，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可惜，这些条件国内均不具备。眼下（也可能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内的史学耕作，主要还是“小集体企业”甚至“个体”经营，除非动用国家力量，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没有力量构筑西方式的口述史大厦。这一点，怨不得国家，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型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提倡市场经济，在这种现实面前，作为无形遗产的口述史既不能成为一种产业，也不可能马上得到丰厚回报，剩下的路，就只能靠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了。以我私见，史学家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自己够将口头史摆在足够重视的位置上，并且在运用文字史料的同时，主动采撷口头史料以资补充。这，也许是目前口述史建设最起码的工作。
当然，如果哪家大型“国营企业”意识到口述史的潜在价值，肯在这上面投资，我们真是求之不得。目前，在某些个别项目上，如新疆维吾尔族音乐、藏族史诗方面，业已有不小的投入，扬州大学这次举办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也显示了不求成本而着眼于学术建设的魄力，我们衷心希望能长期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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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 2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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