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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口述史”研究倡导者
——民间思想史学者丁东访谈
  作者:记者 陈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6-09-23 | 点击数:4130
 


  【人物介绍】丁东1951年生于黄浦江畔,幼时随父母迁居北京,就读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一附中。“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被卷到了太行山区漳河畔的一个小山村,种了三年地,1972年进省城当机关干部,1977年参加高考,次年春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当时钟情于文学,以后到山西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理论的编辑和写作。上世纪90年代,兴趣回到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主编有《口述历史》,著有《冬夜长考》、《尊严无价》、《反思历史不宜迟》、《午夜翻书》、《思想操练》(合著)等书。

 

  “上山下乡”逼人思考

  与很多学者相比,丁东童年对于“文革”的回忆对于他的学术思路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对于他的学术道路产生影响的,倒是在“上山下乡”开始之后。

  我的父亲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母亲是教师。从“反右”一直到“文革”,我的父亲既没有整过人,也没有挨过批斗,按照当时“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划分标准,我们家算是中间,也不红也不黑。我的小学和中学,在北京都是重点学校。

  这种背景,注定了我当时只能是一个主流思想的接受者。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是从“文革”的“上山下乡”开始的。

  1968年底,我到山西庆县下乡。当时下乡的知青都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梦想着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大有作为”。但是到了那里,才发现现实很残酷,根本不能大有作为。我下乡的时间并不长,在那里劳动了三年。在那里,劳动强度很大,农民干什么活我们知青就干什么。村里的干部好大喜功,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修“大寨田”。

  村里一个月分给知青的粮食是四十多斤原粮,磨成米面只有三十多斤。平均到每天只有一斤三两,根本不够吃。当地的农民倒能吃饱,他们寅吃卯粮惯了。现在想起当时的感受一个是饿,还有就是困。

  那时候,我还经常写点东西。因为这个县里的通讯组让我做他们的通讯员。有时候我写的东西还能在《山西日报》等报刊上登出来,在县里也算是不容易的事。后来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到我们那里选干事,县里就推荐了我。我在那里领了12年工资,干了8年。

  上了山西省委里的“十一人名单”

  当时的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许多人,都是后来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活跃的思想,以及丁东自己切身经历的事情,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在那八年的时间里,我对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认识不光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而是加入了感性认识。1976年到1977年那段时期,我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经历了清查“四人帮”运动,当时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吴象先生,他现在在北京,退休之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在中国农业改革过程中是万里的主要助手之一,吴先生开明,水平也高。政策研究室人不多,但是都是一时之选: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所长刘树成、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刘梦溪,当时都是那里的干事。

  清查时吴象被列入了“四人帮”之列。事实上,吴象不但不拥护“四人帮”,而且对江青等人很反感。当时上面把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派入了工作组。当时我跌了几句二话(山西话,说实话鸣不平的意思)。后来省委批下条子,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必须解散,有十一个人必须赶出山西省委。在那个十一个人的名单上,吴象是第一名,我是第十一名。那时我已经在政策研究室工作了六年,我跟上面要求参加高考,然后就带着工资进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1977年我选择高考其实是为了避难,否则我就要被下放到公社去。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时的山西省委办公厅又把我找回去,说过去的批示不算,我毕业之后还欢迎我回去。

  为《老照片》和“口述史”出谋划策

  毕业之后,丁东又回到了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但是昔日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两年之后,丁东调到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在那里,他与高增德、谢泳、智效民等学者经常在一起聚会,加上大家的研究领域比较相近,都是知识分子研究。

  在外界看来,俨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丁东选择知识分子问题,可以说是“自动归位”:他在山西大学学的就是历史。在这之前丁东的工作似乎跟他的专业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丁东的“自动归位”,与其说是专业的回归,倒不如说是对自身命运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在山西受到了一些压力,基本上是被打入另册。年底单位为职工评职,打合格就算是照顾我了。那种滋味甘苦自知,有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后,从此绝了学术研究的想法,干脆去下海经商。但我却开始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民间的几代思想者,他们的经历中必然是有某种劫难,这种劫难往往又成为他们思考的动力。所谓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想。只有感受了自身经历的磨难,才产生了追求真理的冲动。

  上世纪90年代,丁东来到了北京。一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还要看周围的环境。山西和北京对于丁东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最重要的一点是,地域的改变让丁东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北京,丁东介入了许多杂志和学术活动,结识了许多一流的学者。虽然丁东的著作并不多,但是他的学术活动却很丰富。

  我介入到杂志中,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文化追求,最初的原因主要是介入杂志对我的经济条件不无小补。原来我所在的山西省工资水平本来就低,社科院更是一个清水衙门,我开始在北京漂着的时候,一些报纸和杂志(最初是中国摄影报)就希望我能够在他们那里做兼职的编辑,帮着他们组组稿子,搞搞策划。

  我从他们那里挣一点小钱,我则给他们贡献出我的智力资源和人脉资源。

  我真正介入到杂志中是从《老照片》开始。我成为《老照片》的特约编辑是在2000年,当时《老照片》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辑。《老照片》严格意义上讲不算是杂志,但定期出版,跟杂志差不多。我介入《老照片》已经不单单是为稻粱谋了。《老照片》的文化理念跟我的文化追求十分一致,但是他们地处济南,我在北京,地势上比较有利。我的介入,既体现了我的追求,也弥补了《老照片》的地势缺陷。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出版了《舒芜口述自传》之后,反响不错,他们想扩大规模。出版社的郭沂纹找到我,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做一套口述自传丛书。我跟郭沂纹说了我的想法:那就是不单单做口述自传丛书,而是要立体化。我当时提出了四个品种:口述自传、专题口述史、口述史的理论丛书、还有就是《口述历史》系列。郭沂纹说:“好啊。”思路定下来之后,按照计划就开始操作《口述历史》,本来计划是三个月一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到现在只出了两本,第三本还没有出来,这距离《口述历史》创办已经过去三年了。

  让有价值的思想与大众见面

  丁东曾经写过一篇《其人其事》,叙述他和学术界一些老人的交往,我当然要跟他聊这个话题,我希望从我们的交谈中挖掘出更多的细节。但是丁东并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对于这些老人的讲述极为简单,但却透露了他在文章中没有写到的信息。与这个话题相比,他更喜欢谈知识分子,我觉得,在他对知识分子的体认中,包含了丁东的夫子自道。

  我交往的人面比较广,从年龄上讲,文化界老中青三代我都有来往。交往的人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有的老人给我思想上的影响,有的给我人格上的影响,有的则是学理上的。在思想方面,给我启发比较大的有朱厚泽、王元化、袁伟时等人,我在这些人的身上感受到了思想家的气质。这些人除了袁伟时之外,大都在体制之内担任过比较高的职务。我觉得中国当今的思想家,考虑的是政治思想。我最近看徐友渔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李泽厚曾经说当今哲学最热的是政治哲学,正好可以跟我上面说的形成一个对照。

  对于一个有从政经历的人来说,思考问题跟学院里的人角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的身上,学理和现实是打通的。

  跟这些老人的交往也跟这几年我的学术研究方向相关。我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发掘和整理民间思想。

  我想把毛泽东时代民间思想者的思想遗产打捞出来,给予应有的定位。如果说大家认可我,我想也是因为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

  要说我的特点,我觉得我在退休之后干的事情反倒更多了。跟一般学院里的学者比较起来,我经常在思想、学术和市场几个层面兼顾的缝隙中做一些事情。对于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我有很深的体会,社会应该有这样的人:他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思想,然后为这种思想寻找适当的载体,使之与大家见面。

  应该说,现在并不缺乏思想者和敢言之士。但是既有思想,又能做一点事情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来源:新京报 记者 陈远)

 

  文章来源:新浪读书 2005/2/3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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