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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译介国外人类学民族学著作已愈百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上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各界人士广泛译介源于西欧和美国的西方人类学、民族学著作，而且大多在上海出版。自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有组织、有系统地翻译和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和选集，其中就包括许多关于民族问题的专文、专著和书信；这一时期以翻译苏联的民族学著作为主，而对于各大洲的民族志译介，也肇始于这一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类学、民族学著作译介事业也迈入第三个时期，译事尤为兴旺，热潮迭起，历久不衰。
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译介国外学术著作也对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自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章太炎译本《族制进化论》和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林纾、魏易译本《民种学》，以及同年出版赫胥黎原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来，至今约100年，中国在这方面的译介一直未曾断绝，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全新的阶段，呈现新的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全国有30余家出版社出版有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译著。一些较早的国外人类学名著例如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和《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均为连树声译）、弗雷泽的《金枝》（徐育新等译）、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罗维的《初民社会》（1987年商务印书馆吕叔湘译本）、雷蒙德·弗思的《文化类型》（费孝通译）、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李彬等译）、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等等，或有初译本问世，或新推出再译本、再版本。
同时，一些国外较新的著作，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广阔的视野》、基辛的《文化与社会》、F·普洛格的《文化的演进与行为》、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莫里斯·布洛克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E·利奇的《文化与交流》、怀特的《文化的科学》、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T·哈定的《文化与进化》、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瑟维斯的《人类学百年争论》、马尔库斯与费切尔合著的《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墨菲的《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引论》等，也出版了中译本。
这一时期的译介，已呈现出一些脉络较为清晰的特点。首先，国际上于上世纪下半叶细化及新兴的分支学科，其通论性著作，经由相关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为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和实际工作者所知。依年代顺序，主要有兰德曼著、张乐天译《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斯特劳斯著，谢维扬、俞宣孟译《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英〕保罗·霍金斯著、王筑生等译《影视人类学原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法〕马塞尔·毛斯著、佘碧平译《社会学与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英〕鲍伊著、金泽等译《宗教人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
其次，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几部不可多得的学科史译著，如C·A·托卡列夫著、汤正方译《外国民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1年）。与学科史类似的著名学者传记，也在这一时期译介了一些，例如〔英〕利奇著、王庆仁译《列维—斯特劳斯》（三联书店1985年）；（美）大卫·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 1985年），该书另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所出同一译者之译本。此外，李毅夫、王恩庆主编的《世界民族译名手册》（英汉对照）（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1994年重印）和《世界民族译名手册》（俄汉对照）（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体例上虽非译著，但这套工具书所投人力之巨大、所涉点线之繁杂，实在远超出一般译著，对于从事相关译述者不可或缺，功不可没。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2-1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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