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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5年以来，以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和深圳荔枝节为龙头，举国上下突然兴起一大批“文化旅游节”，当这些新兴节日逐渐退潮的时候，突然又刮起一股“公祭”风潮。这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举措遭到了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被指斥为制造虚假文化记忆、糟蹋文化、对人民群众与子孙后代不负责任。而如果我们站在地方经济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些“虚假的”文化活动各有其可取之处。正是地方精英们所生产的那些非理性的、“没文化的”新传说，为地方经济带来了直接的利益，且迅速为当地民众所接受。在强大的世俗生活面前，学者的文化批评是如此的无力。学者的理性思考与民众的生活要求就这样分道扬镳了。学术研究本来就是盲人摸象，学术成果永远只能是具体专业中的部分真理，若是用以指导生活，必将顾此失彼。因此，学术与生活的关系只能是旁观者和操作者的关系。生活只是学术的观察对象、描述对象，而不是批评对象。
关键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新节日；祭祖；造神运动；性质世界；意义世界
备受责难的新造神运动
2007年清明前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各种各样的公祭活动竞相在全国各地上演。你是伏羲故里，我是女娲源地，你有黄帝陵，我有盘古庙。各地竞相挖掘名人资源，打造祖宗文化。
受公祭的历史人物中，最具轰动效应的莫过于诸葛孔明了。4月3日，陕西勉县举办了诸葛亮逝世1773周年祭祀活动[1]。4月13日，湖北襄樊在古隆中隆重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5月30日，山东省沂南县“诸葛亮诞辰1826周年祭祀纪念活动”盛大开幕[2]。
虚拟的神话人物也一样备享尊荣。湖北竹山、河北涉县、甘肃天水、山西长治等地均为女娲举行了公祭，其中又以竹山县的规模为大。据报道，“竹山地处秦巴山区，是全国592个特困县之一，也是湖北的重点贫困县，2006年全县财政收入刚过亿元。就这么一个贫困县，几年已投资1500多万元，塑造了18米高的女娲雕像，建起了女娲祭坛、圣母亭、问天阁等景观，建造了‘中华母亲山’文化石。为了举办这次女娲文化节，县里又掏出20多万元，派出大量工作人员负责安排和接待，动员不少农民演员沿路表演民俗节目，出动大批警力维护现场治安。”[3]
至于“中华始祖”黄帝炎帝的公祭就更加隆重了，祭祀规格以及主祭者的行政级别都上了好几个档次，陕西、河南、湖南、湖北等多个地方均有公祭活动。4月5日，在陕西黄陵轩辕殿广场，仅乐舞表演一项，“人数达到1000多人，整个场面气势恢弘。”[4]光是到会的记者就有500多名。4月19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又在河南新郑举行，“现场鸣放21响礼炮。大典共分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读拜文、点燃圣火、高唱颂歌、乐舞敬拜、天地人和九项议程。”[5]
各地公祭的对象五花八门，从子虚乌有的盘古、伏羲、女娲，到分不清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的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大禹、仓颉，再到被神话化了的历史人物孔子、老子、孙子、屈原、伍子胥、司马迁、诸葛亮、欧阳修、纪晓岚等等，甚至历史上名声并不太好的武则天，以及没有具体人物形象的“中国洪洞大槐树”，各种古老的神话英雄或者历史文化名人，一一被奉上祭坛。
事与愿违的是，打着“弘扬民族精神”旗帜的公祭活动不仅没有赢得各方称许，反而招致了来自文化界的激烈批评。
客气一点的学者认为这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他们并不问所造神灵的真正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而注重的是投资规模、占地面积与高度，因为这些人为因素将是旅游卖点与新闻宣传点。”[6]刻薄一点的学者则戏谑其为五个一工程：“抬出一个死人，建了一座假坟，演了一场闹剧，花了一堆金银，坑了一方百姓。”[7]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公祭活动是在制造虚假文化记忆，糟蹋文化，“如此盲目、一窝蜂地乱搭‘文化台’，对人民群众与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8]
学者对地方官员竞相“祭祖”的批评，成为了媒体舆论的主流声音。他们甚至质疑这些“祖宗”本身的文化内涵：“炎黄二帝塑像，要弘扬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呢？翻开历史传说，我们看到的是古代两个部落间的一场残酷的兼并战争，有什么人文意义可言？炎黄时代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就已是多民族共居共荣、多元文化发达的时代了，我们今天仅用两个部落的首领为人文始祖的象征，既不科学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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