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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简·史密斯]反思与重构:遗产、博物馆再审视
——劳拉简·史密斯教授专访
  作者:劳拉简·史密斯   译者:侯松 谢洁怡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1-17 | 点击数:437
 

摘要:随着批评遗产研究的兴起,国际学界对遗产、博物馆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劳拉简·史密斯教授认为,考古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遗产实践中的角色及其学术话语带来的政治影响,倾听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博物馆工作也应寻求与相关利益群体更深层的互动,认识到参观者往往有着复杂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诉求,避免将之视为简单的被教育对象,要为他们提供激发情感共鸣和自我反思的资源;描述和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遗产话语是迫切需要的研究课题,亚洲的遗产活动和思维对于遗产的多样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批评遗产研究的“批评”概念需要多元文化思考,遗产理论发展和遗产学专业教育也需要对遗产的多元化理解。

关键词:遗产;考古学;博物馆;话语;遗产政治;文化多样性;劳拉简·史密斯


  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女,澳大利亚人,国际遗产学与博物馆学界著名学者,遗产话语研究方向领军人物,批评遗产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创始人之一。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SSCI源刊《国际遗产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主编。曾担任过多年的遗产管理人,先后任教于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等高校。史密斯教授著述丰富,其《考古学理论与文化遗产的政治》(Ar-cheolog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Heri-tage)、《遗产的利用》(Uses of Heritage)已成为批评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的经典著作。2013年11月5-7日,史密斯教授应邀参加在浙江大学举办的“他山之石:全球视野下的文化遗产国际会议”并做主旨发言。我们受《东南文化》编辑部委托,对她进行了学术专访。

  侯松(以下简称侯):史密斯教授,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做考古学出身的,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遗产与博物馆领域;您又是极具反思性的学者,对西方和自身学科话语的反思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考古学在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您曾有著作探讨考古学理论在遗产管理中的知识权力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政治,后来您与艾玛·沃特彤(Emma Waterton)博士主编的文集直接以“将考古学请出遗产”(Taking Archeology out of Heri-tage)为题,您会不会觉得这也许有点儿过头?会不不会会导导致致矫矫枉枉过过正正??考考古古学学家家在在遗遗产产领领域域到到底底应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史密斯(以下简称史):这个书名是我起的(笑)。不过我的确认为考古学家应当从遗产领域后退一步,重新审视自己,批判性地思考考古学在遗产研究和管理实践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这并不是说,考古学家不该发挥作用了;而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我反思,要对考古学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意见持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欧洲、澳洲和美国,考古学家对遗产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强调遗产的物质性,促进了“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以下简称AHD)的形成,这也使他们成了遗产保护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专家,他们的工作就是保护他们定义出来的“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忘记了并非所有遗产都要有考古意义,考古意义也不是遗产的全部。同样的,建筑学家也忘记了古建筑对其他人而言未必那么重要。在西方以及全球范围内,考古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史学家等各类的专家在遗产管理实践和政策制定方面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都需要退一步反思自己的角色,这就是我想在《将考古学请出遗产》中表达的意思。

  谢洁怡(以下简称谢):考古学家在遗产保护中应当有所为,但他们的重要性不比地方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大,对吗?

  史:其他的利益相关者,那些在理解自我身份、归属感方面深受遗产实践影响的老百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遗产的主人”,才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专家们应该保证这些人的声音被听到,他们需要认真地聆听这些人的声音,了解他们关心什么,把他们所关心的放在首位。

  谢:近年来,中国很重视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建设,认为它们较好地体现了考古发掘、博物馆展示、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结合。西方学界目前怎么看待考古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动向?

  史: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考古学、遗产研究——我所说的遗产研究也包括博物馆学——寻求与相关利益群体更深层的互动。在遗产的阐释或者博物馆的展览设计过程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学者向相关的利益群体咨询,倾听社区的声音。这是一个显著的、长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趋势。在欧洲、北美、澳洲我们已经看到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博物馆、考古遗址以及其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都不能离开与学术群体之外的利益群体的沟通与对话。是的,对话比咨询更重要。咨询其实是我们进入社区较早采用的方式,它常常只是简单地询问“是”与“否”,就像民意调查。我们去跟当地社区的人们交谈,然后在事先准备好的问卷上勾几个“是”、几个“否”,好了,大功告成,走人。现在学者们意识到这个不大管用,常常让相关的社区和群体大失所望;实际上专业的遗产工作者也很失望,发现那并不是真正的交流。因此,现在的一个新动向就是寻求协商,学者们要让自己停下来,花时间去倾听。虽然并不总是很成功,但是这样的转变已经成型了。

  侯:最初中国的博物馆也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诞生的。当前,国际批判博物馆学(Critical Museum Studies)兴起,这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从批判的视角出发,您认为博物馆应该如何实现转型,更好地参与遗产保护与管理?

  史:欧美、澳洲的博物馆都在尽力打开渠道,与当地社区及其历史叙事所关涉利益群体的协商与沟通。博物馆要跟大众有所关联的话,就必须走近大众,跟他们讨论、互动。这并不是说大众想要什么,博物馆就给他们什么,博物馆还肩负着帮助大众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和过去的社会责任。我认为,与当地社区的互动首先要认识到博物馆与遗产工作本身的政治性。我们习惯于躲在客观的幻象背后,把自己当成理性的、中立的专家,忘记了我们的工作不仅会影响某一群体的自我认知,也会影响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博物馆工作中专家的角色,或许还需要评估专家的工作及其社会影响。专家的意见有时是支持某一社区、某一群体获得遗产的所有权,有时可能是挑战某些历史叙事的合法性,有时则可能是带进来不同的声音——这里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这是某个群体对它的理解。但是专家如果没有对自身政治性的认识,这样的影响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反思自己,才能为公众参与讨论敞开通道,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边缘人群的诉求;反过来,只有他们的声音发出来了,我们才会有更深刻的反思。总的来说,理解学者工作的政治影响需要成为遗产实践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明白地告诉别人,这些东西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提出来,然后将我们提出的东西给别的利益相关群体去讨论、去挑战。当然,这并不是容易的事。

  侯:通常人们认为,博物馆与遗产地的参观者者往往往往被被动动地地接接受受策策展展人人与与遗遗产产阐阐释释者者传传递递的的信息,但您试图理解他们参与遗产的认知过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研究发现。

  史:我最近正在做一个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资助的项目,为期四年。我们对美国和澳大利亚不同类型博物馆、遗产地的来访者进行访谈。这个项目基于我以前在英国所做的一些研究。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采访材料,有点太多了,我看着都害怕(笑)。我们主要是对五种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参观者进行访谈,即讲述国家史、劳工史、移民史、奴隶贸易史和土著史的博物馆。在研究中,很多和我们想象中不一样的东西浮现出来。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发现是:人们并不是将博物馆当作受教育的地方,很多人来博物馆,是为了温故他们早已知晓的东西,来为他们所理解的过去寻找合法性,不管这些过去是关于国家的、民族的,还是地方的、社区的或者其他什么的。博物馆学、遗产学的大量研究都有一个基本预设,就是参观者主要是受教育者,是历史信息的接受者。我们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历史、文化博物馆与科学博物馆不同,人们更多的是希望强化已有的认识和理解。这与身份认同是息息相关的,人们到博物馆去,希望看到自己的文化遗产,寻找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促使人们走进博物馆吗?

  史:当然,人们也会去一些讲述他者历史文化的博物馆,去那里也不是单纯出于兴趣。访谈中我们听到的回答主要是为了表现尊重。实际上,进博物馆可能会有很多复杂的缘由,参观也可能是很复杂的行为。当前学界很多研究都没能理解到这一点。总而言之,受教育这一范式下的博物馆研究是有局限的,人们的认知和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他们有主观能动性。大致来说,博物馆、遗产地是人们前去感受的地方,对于那里的历史叙事与身份建构,他们会投入很多的情感。研究这些情感要素是理解人们如何介入博物馆,如何与之互动的关键。

  谢:基于这样的研究,您对博物馆工作有何建议?

  史:我认为,博物馆不只是给人们提供可以感受、可以找到自己所理解的历史之合法性的资源,当然这是重要的,这样的情感过程是遗产意义生成的必要部分,也是人类情感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设法让参观者意识到他们有这样的情感。博物馆不只是让观众参观后说我感到很悲痛、我感到自豪,等等,而是要能激发他们利用这样的情感反思自己对过去的理解,激发他们对历史的再思考,寻找历史对当下的启示。还有个重要的研究发现,就是当博物馆能够影响人们,改变人们对过去的理解,或者说当人们能够利用博物馆来改变他们自己对过去、对他者群体的理解时,就会有很多的情感共鸣被激发出来,这与极具想象力的“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有关。所谓“情感智力”,就是我们认识到某甲有某种情感,某乙就利用这种情感帮助他。面对遗产与他者群体,人们会产生出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共鸣又改变他们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看法,这是一种具有想象性的情感智力。这点很重要,博物馆需要加以利用,让人们带着想象力去面对过去和他人。这样,人们就在情感世界中重新塑造理解过去、理解他人的方式。

  侯:就是说,我们要改变对博物馆作为一种场所(place)的理解:博物馆并不是一个让参观者接受历史教育的场所,而是一个让他强化自己所理解的过去、协商身份认同、寻找归属感的场所,一个让他激发情感共鸣和自我反思的场所。博物馆不是静止的,参观者同时也是创造者,不断赋予它新的意义;博物馆不是固定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文化过程。

  史:是的!完全正确!它不是把文物收集来展示的一个场所,它更像是一个舞台,一个让人们参与进来协商遗产意义的场所。博物馆工作者建构他们的东西,参观者也有他们的意义建构,有时候这两者是一致的,很多时候也会是不同的。这样就很好了,因为多元性就体现出来了。如果我们的博物馆工作者、遗产工作者都能理解到这种多元性,能够敞开与参观者的对话,我觉得那是最美妙的。

  侯: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方法的引入为遗产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这一研究趋势在中国也受到了重视,一些中国学者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发展这一研究路径,并带入本土文化的思考。请问您对话语视角下的遗产研究的发展趋势有怎样的理解?

  史:我希望看到的是,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不同的遗产话语能够被描述出来。我论述了AHD的存在,它主要源于19世纪的欧洲,是一种西方话语,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等权威机构,它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真理性。我认为考察不同地方的遗产话语,不管是主导性的还是非主导性的遗产话语,都是很重要的。描述国家的遗产话语,比如在中国,国家层面的遗产话语是怎样的?占主导地位的权威话语是什么?它在具体实践中如何运作?这些都是很有趣的研究课题。更重要的就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遗产话语,关于遗产,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文化话语存在?

  侯: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史:对!你们关注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AHD只是一个阐释性的工具,它用来分析全球化语境中遗产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影响等问题。挖掘不同的、他者文化的遗产话语,不同的遗产思维方式,并将它们与联合国概念框架之间的差异展示出来,这是极其重要的工作,这样才能敞开我们认识不同遗产的可能性。毕竟,定义、描述AHD的最终目标是颠覆它、改变它。更多的遗产话语被推到前台就意味着遗产的民主化、多样化。当然不只是描述,还要展示这些不同话语带来的后果、影响,比如对政策的影响,对当地社区,对人们的认同感、归属感等方面的影响。这类的研究是急需的,我很期待读到你们的研究成果。

  侯:谢谢!我们会不断努力的。关于遗产,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表征和话语方式,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话语可能也不一样,学者也带着各自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的话语?特别是在学术写作和交流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各种话语的冲突?

  史:的确,你需要小心对待你所接触到的社区中的话语实践,你不是只想着为自己的学术事业服务。你进入的社区给了你很多,你言说他们的时候要有所回馈。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一定要以诚待人,告诉你的采访对象你是做什么的,做这个研究想要干什么,有什么你是做不了的。研究者不是救世主,改变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导致“这是我的研究基地,我的地盘”的结果。研究者要谦逊,要懂得尊重当地人。尊重很重要,他们需要被尊重,他们的想法和看事物的方式也需要被尊重。不知道这是不是你问题的答案?

  侯:当然。那么您认为学者们是否需要某种话语的转型?您知道,遗产是话语实践,遗产研究其实也是话语实践。当学者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方法改变当下的遗产表征,改变我们表述他者声音的方式?

  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分析遗产话语的同时,要记住并不只是话语——话语很重要,但是我们也需要理解话语所带来的影响。话语是作用于现实的,它处在权力结构之中,进而也产生权力。这是我为什么常引用福柯(Michel Foucault)观点的原因。对于福柯而言,话语是一切的控制力,它在国家、在具体的机构中流动。我受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影响,原因也在于此。此外,我还将话语放到“批评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的哲学视域中考察。所以在分析话语的时候要考察它产生的政治,话语政治也是我们自己书写遗产话语时必须要考虑的。学者们都希望遗产能实现更广泛的多元性,容纳更多的不同声音,让遗产走向民主,影响当下社会。他们希望这种影响总是推动进步——政治上的进步。否则,遗产就变成了宣传,只是为国家历史建构服务的工具。为何要做学者?为何要参与遗产事业?对我而言,必须是为了人,是为了让一些东西变得更好、更有意义。

  侯:是的,遗产既关乎过去,也关乎当下,没有对当下的社会思考,遗产是没有意义的。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中,遗产专家们以为他们保护的是真正的历史与过去,近二三十年里批评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以下简称CHS)兴起,学者们关心的是遗产的政治、遗产的制造与建构、遗产与身份认同,遗产的当下性被凸显出来。在这一范式中,好像遗产的过去性被遗忘了。您认为我们是否需要做出一些努力让这两种研究范式实现有效的沟通与互动?

  史:这是很需要的。莎朗·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的新作《记忆之地》(Memorylands: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她讲的是如何将过去变为当下的过程。我们见证了遗产研究的一个转向,这让我们能够跳出如何保护过去的思维模式,探讨为什么遗产被保护了,遗产保护有什么影响,它是一个怎样的文化过程。我认为,在CHS发展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失去了对过去的关注,只是将分析的重心转移了。不过我倒觉得我们失去的是单一的过去,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过去,过去是多元的。我们也不可能抛开当下去理解过去,没有纯粹的过去静止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认识。过去不是可以测量、可以装进盒子的东西,不是拍出来给游客观赏的照片。过去处在一个连续体(continu-um)中,它是与当下的需要和期望不断互动的过程,人们利用过去为当下的期望和需要寻找合法性或者帮助它们得以实现。我认为,我们是从对过去的固定的、单一的理解走向了多元。

  侯:我们不应该有过去与现在的二元对立,过去与当下一直是彼此关联的,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史:是的。

  侯:您负责组织的第二届CHS国际会议已经发了征文通知,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议题,有两个我格外感兴趣:一个是探讨CHS的“批评”是什么,另一个是探讨亚洲的遗产思维。您本人对这两个议题是怎么理解的?

  史:在准备这次会议的时候,我们的预设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批评”,我们希望看到这个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希望看到不同的学者对“批评”的思考。就我而言,最初“批评”是对遗产研究中将过去视为客观存在的反思,是为了超越技术性工作,考察遗产保护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但“批评”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个人也在探索。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看到更多的探索,看相关的探讨能把CHS带向哪里,看看“批评”的边界何在。

  侯:是的,这样的探究一旦开启,可能会对遗产研究产生重大影响。那您如何看另一个议题呢?

  史:另一个议题,亚洲的遗产思维。为何要特别强调亚洲?遗产研究,甚至CHS其实都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我们看到在中国、在东南亚一些地方,遗产活动非常活跃,但它们较少进入英文文献。当然,其他地域也有,南美的很多遗产活动也没有在英文世界里很好地呈现。我们希望能有效地介入全球遗产研究的对话,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亚洲,因为会议是在澳大利亚召开。澳大利亚应该给亚太地区打开对话的通道,我们需要介入与中国的对话,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对话。关于遗产是什么,遗产的作用和价值何在,从来自亚洲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这个地区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颠覆AHD,我们就需要与他者文化的学者对话,了解他们理解遗产的文化洞见。

  谢:学术期刊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您是《国际遗产研究学刊》的主编,您觉得这个工作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史:编辑期刊确实需要大量的工作。它给我机会组织引导学术讨论,我很喜欢这样的挑战。我也发表我个人并不感兴趣的论文,重要的是让期刊引导遗产研究的发展方向,形成好的学术议题。对我来说,要特别提醒自己的是不能独断,要让不同的声音和学术兴趣得以体现。作为国际性刊物,也要保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发声,让不同文化的遗产实践都能有所呈现。所以,我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保持期刊的多样性。目前来看,我们做的还行吧,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语言。总体来说,我非常享受这个工作,它让我可以介入不同的研究、不同的探讨方式,我看到了遗产研究的很多变化,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变化。

  侯:《东南文化》的定位就是致力于推动遗产研究、展示和保护理论的发展,您是遗产研究理论重构的积极倡导者,您主编的《国际遗产研究学刊》也很注重遗产研究理论的发展,如果说让您给致力于遗产研究理论发展的学刊和学者一些建议,您会说些什么?

  史:一定不要把自己限制在遗产研究领域里面,在其他的学术领域也可能会看到对遗产研究很有启发的东西,要广泛涉猎人文社科的研究文献。现在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资源重新思考遗产,比如记忆研究、社会学、话语研究、性别研究等,这些都可能给遗产研究带来新的启示,甚至让它走向新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建议广泛阅读。当然有时阅读面太广,可能会在文献的海洋中迷失方向,因此,阅读既要涉猎广泛,但又要有计划性。

  侯:近来中国的大学开始开设遗产学专业,您在英国、澳大利亚十几年来都是负责这个专业的,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是如何设置相关的课程的,学生是如何培养的,教学是如何组织的?

  史:不同的老师上课肯定是不一样的。在我的课上,批判的思维和实用的技能都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应该先教给他们批判的思维。我的遗产学课和我们的遗产学专业都是先探讨什么是遗产,让学生了解有关遗产的论辩,让他们阅读大卫·罗文索尔(David Lowenthal)、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人的著作,让他们理解到遗产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然后我们进入遗产保护的技术性环节;最后就是让学生了解与遗产相关的宪章、法规和政策。我们需要明白,技术是第二位的,要让学生知道技术性的工作其实不只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它们会带来政治性的影响,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来说,遗产是不一样的。在做一个保护方案之前,要了解这些,不然的话你就会被AHD控制。而对我来说,学生需要有能力批判这一话语。最后我会鼓励学生自己作出选择,他们是要做传统的遗产保护工作者,还是要带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介入批判性的遗产工作,我希望他们自己作选择,而且明白自己所作的选择。

  侯:嗯,这个对我们的学者和教师来说都有重要的启发,会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史:我认为教学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批判性思维。我希望学生离校的时候能说,我已经学到了不同的理解和对待遗产的方式,我选择这一种方式,原因是什么什么。当然也有很多学生不同意我的立场,他们最后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

  谢:嗯,学生自己做决定,这真是很好的。

  史:是的,我进入学术界以前做了多年遗产保护实践的工作,经常被卷入到冲突的中心,与开发者的冲突,与官员、政策制定者的冲突,与当地社区的冲突。所以,学生需要意识到这个,但不要害怕。

  侯、谢:谢谢!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洞见和启发。

  史:我很荣幸,谢谢你们!

  采访:侯松 谢洁怡

  录音转写:谢洁怡

  执笔整理:侯松

  (原文载于《东南文化》2014年02期,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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