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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作者:曹顺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8-12 | 点击数:1309
 

摘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处于西方话语、汉族话语、精英话语三重霸权压迫之下,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状,加强多民族文学研究,批判话语霸权,倡导多元共生,恢复历史原貌,形成多民族文化互补互融,促进民族文学生态的正常化,进一步发挥多民族文学杂交优势,迎来中国文学之新生。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西方话语;汉族话语;精英话语;霸权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多民族的历史构成的。因此,中国的正史《二十五史》中有不少史书是由少数民族主导政权的朝代的专史,如《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即南北朝时期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北齐、北周三个非汉族政权之史书,《辽史》《金史》等则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之史书。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皆载入中国的正史(《二十五史》),并成为中华正统元典所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却鲜有少数民族文学进入过“正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和浸润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更是变本加厉,愈加忽视中国非汉族民族文学研究,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怪异现象,即三重话语霸权压迫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状,加强多民族文学研究,批判话语霸权,倡导多元共生,恢复历史原貌,形成多民族文化互补互融,促进民族文学生态的正常化,进一步发挥多民族文学杂交优势,迎来中国文学之新生。

一、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

  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研究影响的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大多中国文学史的建构都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进行的。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浓厚的历史情结,从有史料记载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注重“史”的国家,如《二十五史》。即使是在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也多注重从“史”的角度来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篇文体论,可以说就是分体文学史,刘勰以“原始以表来,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来指导写作各分体文学史。例如,《明诗》篇,从葛天氏之乐到《诗经》,从汉初四言、“五言腾踊”到建安诗歌,从“稍入轻绮”的晋世群才到宋初的“文咏因革”,全篇以诗歌史发展为纲“铺观列代,撮举同异”。正是在上篇的分体文学史的厚实基础之上,刘勰才总结出了下篇那“思精”而“虑周”的文学理论。而文学史的观念,在《通变》《时序》等篇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总结。《时序》开篇即道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通变》中,则提出了“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基本原则。《文心雕龙》提出的文学史观,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具有万古常新的理论价值。中国大量的诗话中也不乏从“史”的角度来建构其文学观点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认为,“《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武。七言起于汉武柏梁”,“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流派与文类发展史。纵观中国历代诗话,从文体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史进行的梳理也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如历来在学者中流行的诸子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其实就是一种文学史的划分方法。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史中,中国文学界却没有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学史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18世纪以前,西方也没有完整的文学史观念,印度甚至是一个没有“史”观的国家,文学史的生成是近代才有的概念。近代中国文学史观念的形成是西方影响的产物,但首先与西方文学观进行对话的不是少数民族文学,而是正统的传统中国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几乎失去了与西方话语理论对话的机遇。

  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生存经验的言说方式,具有现当代生存境域的独特色彩,但其作为一种西方经验遭遇下的文学表现方式毫无疑问地缺乏一种言说本民族(中华民族)生存经验的内在机制,导致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失语,这已经为当下的文学研究者所发现并引为深思,如简单地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标准划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就是失语症的突出表现。中国文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诗词曲赋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并且能够在中国文人独特的生存经验中形成自己特色的阐释体系,这种阐释体系也能够较好的诠释本民族独特的文学生存经验,如历代为人所称颂的《诗大序》《文心雕龙》《文赋》《诗品》《人间词话》等等,都是中国文论成功阐释中国文学经验的最好例证。问题是,当中国文化与西方发生碰撞后,中国文化几乎被西方强势文化摧垮,中国传统的文学经验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自身的言说权力,阐释的有效性也随之消失,这是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在政治经济向西方靠拢的语境下,文学作为一种具有连续性的文化生存机制,其连续性是不容割断的,强行割断只会导致中国文学、文论对西方的尾随,而不能形成言说本民族独特生存经验的文学阐释体系。在这种情形下诞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自然也就未能承续中国传统文论的血脉,中国文论也因此失去了得到世界文论体系的承认的资本。

  在西化的现当代文论体系下生存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自然也没能逃脱这一厄运,这突出地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评价生长在西化的汉语文学设置的评价体系中寻找自身的合法化生存身份。作为处于边缘生存状态的少数民族文学,有其独特的生存机制,其评价标准也当由该生存机制决定,遗憾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没能找到自己研究的独特性,相反,在西方话语下亦步亦趋。最为典型的就是各种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立,如《苗族文学史》《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简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等等,其构架体系和评判标准都是西方话语的移植,也都用诸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典型形象”等西式话语来阐释,基本上是利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次重新整合,在此过程中失去的东西是自不待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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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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