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在民俗、非遗学界，乌丙安是一个闪亮名字。乌丙安是国际民俗学家协会全权会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申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委员会评委、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ISFNR）会员、德国民族学会会员、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会员……代表作品有《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等。身后缀着的一串头衔与著作，表明了乌丙安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奔波的一生，他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近年来中国掀起“非遗”热，80多岁高龄的乌丙安比退休前还要忙碌，但他不以为苦，反而觉得能在耄耋之年迎来自己的第三次学术高峰令人欣慰。如今这位称自己为“80后”的永远精力旺盛的老人，在刚刚踏入“90后”的门槛上离开了。

 

　　得知乌丙安去世的消息，民俗学界的学者及他生前好友都深感震惊意外。直至去世前夕，他并未表现出任何生病的迹象，总是以精力旺盛的形象示人。6月25日，乌丙安还在朋友圈更新自己穿薄羽绒服在德国度过“冷夏”的照片，还不忘与中国二十四节气结合起来，“可以认定二十四节气确实是中国的自然节气，套在德国的气候上是不适用不科学的！”

 

　　“原本我们以为他去德国侄女那里度假。昨晚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才知道他4月去德国是去看病。”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何承伟和乌丙安是30多年的至交好友，“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太累了，他为民俗非遗到处奔波，付出很大。”

 

　　“今年8月，我们第6届都市海上风民俗学论坛本来要邀请他，没想到他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研究所教授田兆元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听到消息大家都觉得非常悲痛，也初步决定会在论坛上以民俗的形式祭祀乌老，“继承他的传统，热爱民俗学事业，积极探索，不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

 

　　乌丙安1928年11月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个蒙古族家庭。1949年6月底，他只身离家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辗转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他边打工边备考大学，最后入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

 

　　用三年半时间，乌丙安就修完了全部课程留校任教，给教育系学生讲授现代散文与写作课。半年后高教部在全国重点大学招收首批研究生，经推荐，乌丙安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1953年8月顺利入学，师从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从此与民俗学结下不解之缘。

 

　　乌丙安散文写得不错，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当时报考民间文学，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觉得这个专业太过冷门，但他觉得“将来肯定会对国家有用的”。

 

　　1955年毕业后，乌丙安在辽宁大学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1998年70岁退休后，依旧在多所大学兼职继续教学与研究。

 

　　“文革”时期，乌丙安也受到冲击进了“牛棚”，一呆就是9年。1979年，著名故事杂志《故事会》谋求“文革”之后的转型，全国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在上海举办，何承伟邀请刚出“牛棚”的乌丙安来参加座谈，“他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关于当代故事怎么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全面解读了传统民间故事的价值。是那次会议的亮点，也成了《故事会》几十年站在同类杂志高点的理论指导。”

 

　　此后，乌丙安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结下深厚情谊。2009年左右，上海文艺出版社想出版一套民俗学丛书《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第一个就想到了乌丙安。何承伟亲赴沈阳邀请乌丙安担任总编，他一口答应，帮助邀请了很多学者参与“大系”编写。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故事会民族文化大系负责人杨婷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乌丙安对《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大到民族政策方向，小到一个细节，都一一为编辑指点。

 

　　去年上海书展期间，《中华民族文化大系》发行，乌丙安专程从德国飞回来参加首发式。在上海到编辑部期间，他还给编辑们示范怎么穿蒙古袍，从最传统的穿法，到现在一步一步改良的穿法，他都亲自演示，态度亲和，没有一点架子，编辑部的年轻编辑们都叫他“乌爷爷”。

 

　　“他虽然是这么大一个学问家，但非常谦和。思维特别敏捷，我们年轻人都跟不上他的思维。他微信微博用得都很棒，对现代科技没有任何排斥。”杨婷印象很深的是，乌丙安不仅对他总编的《中华民族文化大系》非常负责，还经常给编辑们讲书本之外的民俗学知识，“鼓励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学者开拓民俗学的视野。”

 

　　“他是一个学者，但他研究的学问总是和老百姓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何承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乌丙安的学问做得很深，也很踏实，这是建立在他多年来实践的基础上。

 

　　直到80多岁的年纪，乌丙安依旧长年奔波在民俗学研究的一线，一年中待在家中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他是从人民出发研究人民，再反观人民，这一点让我很感动。”何承伟说。

 

　　乌丙安退休之后，恰逢“非遗”概念兴起。2001年，联合国首次公布了第一批共19件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杰作，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在此之前，经常在国外讲学、参加会议的乌丙安就已经敏锐地关注到了“非遗”的价值，并开始将之在中国推广开来。

 

　　在昆曲申遗成功后，乌丙安呼吁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和审批中，要把关注和保护的重点向民俗文化遗产的项目转移或倾斜，特别是应把与百姓生活与心理密切相关的文化空间的遗产保护列为重中之重，“抢救民俗文化空间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务之急。”

 

　　足以让他自豪的是，现在中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进入世界级“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的数量暂列世界第一位，且遥遥领先。

 

　　“他对民俗、非遗非常执着热爱，为之奋斗终身。”田兆元评价，乌丙安的许多学术成果，对如今中国高校的民俗学都有开拓奠基之功。如今华师大的经济民俗学，就是在乌丙安最早提出的“经济民俗”的概念上发展而来。

 

　　田兆元还记得，自己走上民俗学道路也是受乌丙安影响，“我走向民俗学是因为看了乌老的《民俗学从话》，现在还记得第一篇是《多籽的石榴》，说中国民间结婚时候喜欢放石榴来祈求多子多福。后来因为强调计划生育，很多这类习俗都淡忘了，但现在人口老龄化，这个民俗问题又开始被重视。”

 

　　田兆元说自己后来成为民俗学家，走进这个行列，一直都记得乌丙安对自己的影响。他对后辈民俗学者、学生的关注，也被很多人记得。

 

　　华东师范大学6年前举办第一届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就邀请了乌丙安来指导，并聘他为华师大民俗学研究所荣誉所长。虽然这是一个虚职，乌丙安却不顾辛劳，实实在在地指导了很多学生。

 

　　田兆元还记得，乌丙安第一次来参加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就带了很大一捆自己的重要著作《民俗学原理》送给学员们。他和华师大民俗学的很多学生关系都很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不是我们直接的导师，但对我们的学术有很大的影响。民俗学就是需要这样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2017“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度人物”评选中，乌丙安名列榜首，评语中称他是“守候文化遗产的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守护非遗大厦口的一名守门人”。如今这位老人离去，他该为之欣慰的是，“非遗”在中国已经打下根基，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