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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珣]妈祖造像与“标准化” 问题讨论
  作者:张珣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15 | 点击数:953
 

摘  要:华琛(James Watson)的“标准化”理论多数被运用在历史上的神明传记或宗教仪式的标准化中来作讨论,本文另辟蹊径,从神像造型的标准化着手,以近年世界各地华人社区到处林立分身的湄州祖庙巨型妈祖立像,以及各地方主动模仿增设妈祖立像为例,说明标准化是当代正在进行的过程与现象,是国家与地方的共同策略,地方除了地方精英、神职人员、庙宇头人,还有捐款的信徒、设计神像的艺术家与雕刻家等的共同作为。在整体的标准化趋势之下,也难掩一些歧异的地方表现,而令人注意的是标准化过程中牵涉的人类的模仿行为。

关键词:标准化  妈祖  造像

作者简介:张珣,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  标准化概念

  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ames Watson)在1985年提出“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概念,用来说明清代朝廷透过一个官方认可的神明信仰来收编并齐整各地方的淫祀邪神,尤其是整理了华南边疆地区的无名地方神祇。杂乱的地方神祇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代表中央的行政、法律、税收等政策进入地方,也落实了国家力量对地方的统一。

  标准化”概念一经提出,引起西方研究汉人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家的极度重视。科大卫(David Faure)是阐扬标准化概念成为理论的一位重要的学者,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见到此概念的运用。例如他指出明代广东地区家礼与宗族能够成为当地重要文化权威,必须先得力于一套标准化礼仪的推行。他认为宗族研究应该超越西方人类学的血缘团体或亲属组织的概念。华南地区(珠江三角洲)宗族开发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表现。尤为重要的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改变国家礼仪,文化象征权力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正统的国家秩序与权威。

  表现在地方上的是,庶民可以建立祠堂祭祖,宗族与孝道成为一套意识形态,提供一个渠道,让地方认同国家并向国家靠拢,也让珠江三角洲的非汉人(疍民、瑶族)可以成为汉人。这种宗族不是一般人类学家说的血缘团体,宗族意识形态也不是一般人类学家说的祖先与血脉观念,而是国家与礼仪的概念。嘉靖年间所推行的标准化礼仪,让不同版本或地方士人写作的《乡约》都可以依据《朱子家礼》作规范,而达到以《朱子家礼》为标准化的成果,让各地的家礼与乡约具备了同一意识形态与管理目的(科大卫,2003)。

  另一位厘清标准化概念的人是宋怡明(Michael Szonyi,1997、2007),他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是明清时代福州的五帝信仰。他提出无论是真标准化或伪标准化,或幻象的标准化,都可以达到帝国大一统的成果,都可以让地方认同国家。宋怡明认为标准化有“真假标准化”之别,以名实(言行)是否合一而定,地方上的五帝庙经常假借官方核可的五通庙来逃避取缔,是为假标准化。真的标准化是地方上建立官方核可的五通庙,以祭拜官方神明为依据。对宋怡明来说,国家可以是不清楚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或行政、军事或边界、税收或儒家官僚,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权威。而地方势力,无论其为宗族,还是士绅或地方官都会利用“国家”来合法化自己。

  在《历史人类学刊》2008年一篇题为《标准化还是正统化?》的文章中,两位作者科大卫与刘志伟讨论到,无论是“标准化”“正统化”还是“文明化”,同指地方社会接受国家施行的文化权威,跻身国家文化礼仪的过程;从国家立场来说是标准化,是国家收编地方社会的过程;从地方立场来说则是文明化,是从边疆社会或少数民族跻身汉民族与汉文化的过程。如果如宋怡明所说,标准化都只是名义上的,那么帝国的统一是否仅为名义上的统一?科大卫认为,并不是名义上的统一而已。国家有多套正统化,地方也有多套正统化,礼仪专家也有多套正统化,彼此之间必有重叠。正统化(标准化)是重重叠叠的卷标组合,而不是要求整齐划一、一成不变。所以,千百年建构的大一统并不是表象(科大卫、刘志伟,2008)。

  为什么“标准化”概念如此受到汉学研究者的重视?因为汉学人类学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学术的核心问题,即为“偌大的中华帝国,是依赖什么机制来达到统一?”或说“中国社会是如何可能?”“中央与地方是如何衔接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施坚雅(W.Skinner)以经济组织来解释,他在四川盆地看到市场由小到大,可以层层被整合起来。从最小的每天可以见面的街坊邻里购物的小市集,到每月定期开张的中型市集,到超乡镇或县市层级的大型市集,不同层级的市集可以交换不同需求的货物。他勾勒出一个“六角形市场模型”,有如蜂窝般的六个小市集整合成一个中市集,六个中市集整合成一个大市集。人们也因此可以将小市集、中市集,到大市集,层层地被串联起来。他还勾勒出全中国由数个区域经济所衔接起来的模型。

  而弗里德曼(M.Freedman)提出的解答则是从亲属组织着手。他发现广东、香港一带的宗族组织不但严密,而且负责了地方上的经济生产、治安防卫、行政协调、税收交缴、沙田开发等事务与功能。闽粤边疆地区官方力量薄弱,加上稻作农业需求水利灌溉与大量人力,都有助于大型宗族的自治与发展。亲属组织不但提供了人们生活物质所需,提供了坚强的人群纽带关系,还提供了森严的道德规范。因此能够将零散的个体衔接起来,由宗族整合地方,尤其是单姓村,更可以看到地方是如何被整合到亲属组织里面的。

  上述两个理论模型一旦跨越四川或广东,就会捉襟见肘,有所不足。整个帝国的整合有许多是超越各省的大区域,甚至是全国性的联结,不是市集或宗族的力量可以达到的。因此,华琛的标准化概念可以弥补许多不足,可以说是将研究典范由表面上可见的具体组织转移到无形的文化象征,将帝国统一的力量来源由社会组织转移为文化力量,亦即神明的信仰与崇拜。无形的信仰与崇拜所发挥的力量更具有渗透力与弥漫力,可以用来解释跨越省份、跨越世代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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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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