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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刘魁立]生命树·林中路
——“民间叙事的形态研究”问答、评议及讨论
  作者:王尧 刘魁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20 | 点击数:918
 

 一、理论与方法

  马千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2014级博士生):普罗普对《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书花费了很多精力,用人类学方法对大量民族志资料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书中比较靠后的部分提到他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论战,能否请您再将他们争论的要点阐发一下?

  刘魁立:普罗普为人很好,他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在二十年代初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后,他作为学生曾组织或是参加过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当时影响也挺大,其中一些人(包括他)就被克格勃抓进监狱关了约半月。他对此事讳莫如深,从不提起,因为他是日耳曼血统的俄罗斯人。在顿河边上有一群德国血统的人,东德、西德要研究德意志古老文化的时候,还来此地做些考察。普罗普一直特别认真地做研究。在形式主义极为盛行之时,俄罗斯有一非常著名的学术团体,参与者很多,即“诗歌语言研究会”,研究语言和诗歌的形式问题。形式主义特别盛行之时,出现了大量语言学界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俄罗斯语言学有很高的起点。

  在这样的氛围中,阿尔奈的故事索引出版了。普罗普不满意,于是开始做形态研究。当时他设计了两个题目,一部是非常严格的共时研究,另一部是历时的,所以才有《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这两部书应是姊妹篇,但由于战争原因,他的书没有立即得到译介。形式主义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受到冷落和批判,他的书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学校里讲到民间文化时还是会推荐它为参考书。尽管无人追随他的研究方向,但学界都非常敬重他的创造。大家都感到特别遗憾的是,很多人是通讯院士、院士,但他最终仍仅是教授。他还有几部重要著作,是目前苏联时代硕果仅存的对俄罗斯农业时期的节日研究成果。当俄罗斯已把东正教作为国教,将自身传统文化彻底消解的时候,他居然能对传统的俄罗斯民间节日进行研究,是很了不起的。后来他又转去研究俄罗斯民间史诗勇士歌,到今天仍然是经典文献之一。

  普罗普是和列维-斯特劳斯打了被动仗,列维斯特劳斯一方面说他了不起,因为列维-斯特劳斯在某种意义上是借鉴、发展了普罗普,然后才有神话素等发明。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理应对普罗普有所尊重;可是出于一种略有沙文主义味道的心态,说:“如果普罗普不是日耳曼血统的话,他做不出来。”另外,他当时还没有看到普罗普的第二部著作,就指责他完全没有考虑意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素”和后来荣格的“原型”已经基本靠近意义了。什么叫原型?按我个人的定义,就是历史特别悠久、在人类社会中极具广泛性、在所有的时代和民族里都有极大应用空间的母题,可以称之为原型。神话素、原型已经接近意义,不完全是形态概念,而是掺杂了其他东西。列维-斯特劳斯的指责使普罗普心里特别不平,普罗普十分激动。对于俄国要放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看待,强大的政治背景会给人无法释怀的依附感和归属感。普罗普心里可能也有这样的因素,我不知道其他更深层的背景。

  吴新锋(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4级博士生):我读了您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您和稻田浩二的对话特别精彩。第一个问题:您为何在文中引入1930年代林兰先生编的五个文本?如果采用更多古代文献中的狗耕田故事,材料不是更丰富吗?第二个问题是:您和稻田浩二关于中心母题和核心母题的争论,您认为有两个中心母题,稻田先生认为“一只会耕田的狗被杀死后坟上生树”是一个核心母题,更大的母题在于“尸体化生”的背景。而我认为,“兄弟分家”是更为根本的母题,它可以勾连结构形态和意义。

  刘魁立:第一个问题,当时用林兰的材料主要考虑是它比较实在,且都是浙江的。我希望在一个干净的环境中做实验,不要杂菌。我想一网打尽,将县卷本99册书一页页翻,绝无遗漏。在此之外,有关的材料相当多,但我绝不吸纳,否则就会牵涉其他民族等复杂问题。所以古代的和林兰编的其他省份材料均未采用,是出于技术原因。第二个问题,我考虑过兄弟分家,但它本身并不构成情节基干,只是一个平台。兄弟分家之后有各种开展情节的可能,而只有分得狗这个情节才能清楚地标示主干。像牛郎织女故事也有兄弟分家情节,是分到牛。兄弟分家之后还有其他各种演绎,所以它既不是类型也不是母题,而是主题,是更加庞大的范畴。兄弟分家仅仅是出发点、起始点,是基础,是一个由头。

  吴新锋:按照稻田先生的界定,母题是故事中心人物的行为,兄弟两人分家就是重要行为,由此展开后面的惩罚哥哥、帮助弟弟或拯救的二元对立,它可以和意义更好地勾连。如果在此基础上考虑意义的话,讲兄弟分家狗耕田故事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是包含批评或说教意味的。

  刘魁立:咱们现在的讨论就有点论辩性质了。兄弟分家很难成为基干。我举另外一个例子,过去我们常说的地主和长工,也可以是两兄弟,一个不断被凌辱被损害,但每次都胜利;另一个是强权者。他们不一定非得用分家的方式。如果把分家作为中心母题的话,就会牵扯一些别的东西,比如牛郎织女或其他的分家故事。所以分家本身并不构成两人矛盾的焦点,焦点在于他手上所得的、相互争夺的对象。

  李敬儒(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5级博士生):国内用形态学方法作民间叙事研究的非常少,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民间叙事形态学的难点在哪里?

  刘魁立:我讲年轻时的一个故事。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派我照顾中国的贵宾程砚秋、戴爱莲等特邀评委。同时我为评委团团长、总政歌舞团的政委胡果刚做翻译,他在评舞蹈的时候,笔记本上画的全是圆圈:出来是什么队形,进去是什么队形。他的重点并不在于内容是草帽舞还是丰收舞,现在回想起来全都是形态研究,就是队形。现在在音乐界和绘画界也有如此情况,重在结构。

  可是一说到民间故事,好像就一定得讲意义,因为我们把意义看得远远超过了形态,其实故事本身也是形态。这大概也和习惯有关,大家都往这条路上走,这条路就比较通畅了。我个人的感觉,倒不是因为它无效、无用,而是它没有被大家关注,走这条路的人还是少。如果仔细想想,民间口头传统领域里还有非常多的对象可做形态研究。史诗篇幅很长,仔细分析起来,其实那些情节本身说来说去全在形态上转圈;可你一旦研究了以后,别人就会问:“思想性体现在哪?”容易受到指责。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不仅要关注意义、而且必须关注形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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