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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宁 兰娟]青年群体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行为
——一项基于虚拟民族志的研究
  作者:王玲宁 兰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11 | 点击数:2000
 

摘要:在自我呈现的相关理论框架下,青年群体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行为表现为:凸显自我意识;朋友圈既是前台也是后台;剧班里存在着圈子、合谋和不协调角色等剧场特征;并非面对强关系的群体自我呈现就更加真实;点赞和评论维护和加强了社会交往,从而拓展了社会资本,但是特定情形下也会进行调整和变动。青年群体的心理发展特征和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解释了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和意义。

关键词:青年群体;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虚拟民族志;

作者简介:王玲宁(1975—),女,河南信阳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的受众和效果研究;

作者简介:兰娟(1992—),女,四川成都人,成都良师益友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的受众和效果研究。


  最早明确提出印象管理的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把日常生活比作一个大型的舞台,人们在领会舞台情景的定义下,在社会剧本的要求下,在他人与自我的期待中,利用各种各样的策略管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印象,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传统的日常生活中,由于空间的区隔性,表演的舞台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而在网络世界中,这种限制不复存在。微信作为一个迅速普及的社交媒体,它的自我建构和文化表达首先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世界而展开的呈现,所以,我们可以将微信视作今天人们一种新的日常生活。相较于其他社交媒介个人内容的公开性,微信朋友圈的沟通大多数发生在熟人之间,将虚拟空间和现实生活高度融合,不仅成为个人微观叙事与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构建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新舞台。

  作为微信用户生力军的青年群体,正处于自我意识突出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往往追求自我实现和创造性的社会自立,同时也比较关注个性的发展,他们已经认识到自身整体形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他人的评价和看法非常敏感,既试图通过存异来显示自我,也希望求同与人,与周围环境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那么,正处于自我意识突出发展阶段的青年人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行为有什么特点?是如何展演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

  这样的探究既有助于了解微信这种社交媒体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交往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深化对新媒体受众的认识。基于此,本文以自我呈现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青年人在微信这个新型的社交媒体中有别于传统自我呈现的行为。

  一、文献探讨

  关于自我呈现的含义,戈夫曼认为自我呈现更多的是通过控制别人的行为来使对方做出符合自己期望中的反应,在面对面环境中通过“控制性”表达(如口头交流)和“自然流露”(如非口头的暗示)来完成。

  Jones等人在1964年扩大了自我呈现的定义,认为人们在自我呈现的过程中企图控制他人对自己的个人特征的印象。这一研究使自我呈现理论自此跳出社会学范畴,开始融入心理学领域。

  Leary和Kowalski提出了自我呈现的双成分模型,即自我呈现包含动机和构建两部分。其中,自我呈现的动机包含形成的印象与个人的目标是否相关、期望结果的价值和当前形象与期望形象之间的差异这三个方面。Higgins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自我差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简称SOT),并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他将自我区分为现实自我(actual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和应该自我(ought self),并认为各个自我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不良情绪的产生。

  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崛起引发了学者对网络虚拟环境下自我呈现的关注。Tanja认为,由于社交媒体映射了现实的人际关系,人们无法随心所欲地构建“另一个自我”,因此,用户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会对自我呈现行为有所抑制。

  但有学者则认为,正是由于社交媒体折射了现实的人际关系,因此它扩大了个体自我呈现的“前台”,使人们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展示理想的自己,还在社交媒体中继续展现自我。

  也有研究认为,在网络环境中,因缺乏表情、眼神等非口头的暗示,个人更会倾向于一种“控制性”的表达,个人在网上比在网下更能进行印象管理。

  目前国内对自我呈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人博客、天涯社区、人人网、微博等社交网站,对以熟人为基础的微信社交网络主体的自我呈现研究虽然还不够充分,但也有所涉及。如凌彬(2014)对从朋友圈搜集到的4 000余张照片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用户的自我呈现,本质是向朋友呈现在网络这个“前台”的表演,希望通过这种表演折射出个人的“后台”形象,并通过这种前后台的切换来完成理想中自我形象的塑造。

  刘砚议提出,微信朋友圈呈现了一种强弱关系相互交织共存的交往格局,在强关系为主的朋友圈,有“后台行为前台化”现象;而在弱关系为主的朋友圈,微信的功能支持能帮助用户进行“后台行为前台化”的理想化呈现。

  伍翎瑄(2015)通过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个体在微信朋友圈中主要会使用三种形式的自我呈现:积极策略、中庸策略和伪装策略,性别和性格是两个影响显著的因素。

  在真实性上,黄旭发现大学生通常在微信使用中发表的都是内心的真实想法。曹文欣在研究微信中的人际传播时发现,微信中人际传播主体的自我呈现表现出了很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虚拟性很小。

  上述研究涉及微信自我呈现的内容、方式、策略和真实性等,但多是对微信自我呈现“是什么”的结果判断,对于微信中的自我呈现行为是如何展演的,存在着什么样的特征,与其他社交媒体有什么区别,使用者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是如何作用于这一行为的,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

  所以,本文通过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自我呈现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青年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探讨青年群体在微信这个新型的社交媒体当中,如何通过自我形象的叙事和书写,建构起一个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并窥探行为背后的逻辑和意义是如何彰显的。

  二、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虚拟民族志(又称网络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来源于传统的民族志,是在网络虚拟环境中构建民族志的过程,是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互联网研究法,是对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调整和改进。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虚拟民族志已逐步成为理解和认识互联网及以之为依托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方法,对于研究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社交网络平台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家米勒和社会学家斯莱特于2000年合著的《互联网:一项民族志研究》(The Internet:An Ethnographic Approach),展示了对互联网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整体图景。同年,海因出版了《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对互联网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可能及方法论原则。

  自此,虚拟民族志作为致力于独特地理解互联网的重要性及其意涵的方法正式被采纳和推广,作为互联网研究的重要方法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陈国明等认为,虚拟民族志拓展了传统民族志的“田野”概念,“从传统的面对面互动转向由技术传导的网上互动,因此改变了传统民族志中‘田野’的本土空间概念,实现了网上或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互动”。

  不同于微博和其他较为开放的社交网络平台,微信是一个“半开放”的平台,非朋友圈用户不能够直接观察到其他用户的主页和内容,要想探究调查对象的主页设置、使用习惯和发布情况等内容,在网络空间中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的虚拟民族志是比较适合的方法。

  首先,以年龄(18~30岁)、微信使用时间(2年或以上)、朋友圈活跃度(发状态频率)、学历、群体等指标为样本标准进行立意抽样,在进行初期观察后,判断该用户使用行为是否达到研究要求,再将其定为最终样本;同时,借助这些已确定的样本,以滚雪球的方式继续进行访谈用户的抽样。

  由于微信是用个人的手机号码或QQ号码注册的,而手机号码和QQ号码的使用属于个人隐私行为,加上微信的用户规模庞大,调查对象的个体信息不充分,总体边界无法确定,故采用了滚雪球的抽样方法,确定了最初的10名访谈对象。

  在确定了前期样本的人口背景资料的基础上,为了使样本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又增加了10个样本,最后共20个样本组成了本次研究的样本框,其所在群体涉及在校学生、白领、新蓝领、新生代农民工、民营工商界青年、自由职业和留学生这七类。

  本研究的参与式观察主要是笔者在受访者的微信朋友圈中对其线上行为进行的观察。首先,对之前不是好友的受访者,笔者将用自己的私人微信号与受访者互加为好友,然后以其朋友的身份,参与和观察其朋友圈的内容互动。其次,通过微信评论、转发、私信互动与受访者建立联系,运用文本分析法分析其中的文字、图片等符号媒介,并辅以笔者自身的观察来理解他们的线上自我呈现行为。三个月后,再对其说明研究目的,征得其同意后对其进行深度访谈。

  由于考虑进了地域因素,被访谈者遍布全国各地,因此深度访谈主要通过线上渠道进行,主要有微信语音及文字、QQ语音及文字等方式,以上过程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进行了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笔者对所得录音进行了逐字整理。未进行录音的访谈,全部保留了所有线上文字记录,以备查验。访谈主要为半开放半结构式访谈,平均时间达到了3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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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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