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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文化的疼痛与守护
  作者:冯骥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10 | 点击数:1624
 

  文化疼痛了,你要先疼痛;如果文化疼痛了你还不痛,那就坏了。我们太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连文化人都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还老说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这是不是有点虚伪呢?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里面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先觉。

  纵横:冯先生,您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小说《神鞭》《三寸金莲》影响极大,其主旨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而您从90年代开始从事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却强调传统文化的保守和传承,从表面上看这种态度是矛盾的,逻辑上并不自洽,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

  冯骥才:问得非常好。我写《神鞭》《三寸金莲》,实际上是反省我们文化负面的东西、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鲁迅先生早就做过很深刻的反省,对传统文化中负面的内容展开过批判。我做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传统文化。前者是批判,后者是保护,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冲突呢?我也想过,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它既有优根,也有劣根。鲁迅先生当时提出国民性问题,是想催动国人的自省。鲁迅先生对国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要让国民有一种清醒的自我反省,这也是要唤起一种文化自觉。他从文化的负面入手,指出我们身上有垢病,这个病是封建性的东西。

  我80年代对传统文化劣根的批判和90年代对传统文化优根的保护,实际上是一体的,是一体两面。80年代要进步,需要从国民性的角度来进行自我批评,求得自身的解放与健康的进取;90年代做的事是保护文化遗产,是在开放中怎么保持自己身上优秀的东西,不丢掉自己伟大的传统与本色,这两个是一码事。80年代强调国民应该自省,要看到我们身上的问题,因为这些不好的东西会妨碍我们开放与进步,就像鲁迅写的阿Q身上那类东西,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自省与自觉;到了90年代,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保持一种自觉。这二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我很容易就转过来了。

  纵横:从五四时期到现在,思想界对传统文化抱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或者全盘否定,或者全盘接受,您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将对立的二者统一于一体,这是一种思想贡献。那么在实际过程中,您从内心深处是怎样从文化批判转向文化保护的?

  冯骥才:90年代的文化保护基于一个时代大环境,就是我们把自己文化中好的东西忘掉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文化好在哪儿。鲁迅那个时代是不知道我们民族的问题在哪儿,我们的负面在哪儿;现在是不知道我们民族好的东西在哪儿。为了急速地摆脱贫困,得到物质的丰富,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忽视了精神性的东西,把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像泼水一样,连同孩子一块儿泼出去了。“文革”期间,我们是恶狠狠地毁掉了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改革开放期间,我们是乐呵呵地扔掉了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

  而且,这个时期我们对外开放,国门大开,外来的东西纷纷涌入,文化也跟着一块进来了。这个文化主要不是西方精英的经典文化,大部分是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比如各式各样的时尚品牌、NBA、超市、迪士尼、好莱坞、汉堡包、动漫等。我们来不及对这些外来文化进行挑选,整个一套东西就一股脑儿地进来了,弥漫了我们国民的精神。我们的年轻孩子,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

  体现在城市建筑上,就是不分好坏,不分有没有价值,认为只要是旧的都不好,全要盖新的,全要玻璃幕墙。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城市的再造》,因为在90年代很短的时间内,我们600多个城市以很快的速度基本变得一模一样。把自己原来的城市从地球上抹去,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城市,这种情况全世界都没有。世界上除非遇到特大的地震或者是战争(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像华沙、杜塞尔多夫这些城市再造),很少听说把一个城市乐呵呵地拆除重造,好像这个城市没有发生过历史一样。

  纵横: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先生说过,北京城城墙的拆掉,不是北京被毁得最厉害的,城墙拆了北京城还在,毁得最厉害的是90年代。

  冯骥才:对,真正代表北京的并不是北京的几个符号,不是天坛、故宫、颐和园,而是那些四合院、胡同,以及四合院和胡同里的文化。但我们一下子就把它们全拆了,城市伤筋动骨地改变了,历史中断了,魂儿散了,表面看也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这时我们才发现,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找不着凭借了,城市的文脉断了。不仅北京,各地全是如此。几千年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创造和积淀的深厚和各具特色的文化,被轻易地抛弃了,都被当做过时的、无用的东西抛掉了。我们干了多蠢的事,多没有文化的事!

  一个多月前我到白洋淀去了一趟,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白洋淀之忧》。白洋淀原来的房子非常有特点,都是平顶子,粮食等东西都在房顶上晒,房顶周围一圈女儿墙;房子与房子很近,邻居间串门的时候从我家迈一步就可以到你家。白洋淀涨水时,一楼容易进水,人们就搬到房顶上去。这两年白洋淀为了搞旅游,把原来的房子全拆了,全盖成了徽派建筑,而且每个村庄外边居然垒了一个花园式的墙、苏州园林式的墙,粉墙灰瓦,中间做成各式花窗,菱形的、圆形的、扇形的,完全是江南特色。还有一个村子,请来美院建筑学院的一位博士设计,这位博士曾经在日本学建筑,喜欢日式建筑,所以就盖了一片日式房子。白洋淀是抗日根据地,是雁翎队出没的地方,这么干是不是太荒唐?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文化还在遭受破坏!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背后精神的忽视、对精神价值的忽视,一切都服从于市场的需求,好像我们的文化只有能够卖钱,才是有用的。今天仍然是这样。在中央文史馆成立6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在人民大会堂跟温总理当面说,我们600多个城市没有了;从2000年到2010年,我们一共消失了90万个村落。原来是360万个村落,到2010年只剩270万个,可怕的是,到底消失了哪些村落我们并不知道。我对温总理说:“汶川地震的时候,大禹的故乡淹没在堰塞湖底,您不是很着急吗?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在我们还来不及对村落的历史逐一问一问的时候,这些村落已经没有了。”应该承认,我们沉甸甸的历史已经变得“稀薄”了;我们中华民族非常雄厚的、灿烂的、密集的文化,正在被快速地稀释,但是没有多少人为她着急。我们不是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吗,为什么没多少人为文化的命运着急?

  纵横: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开始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第一次保护行动是在哪一年?

  冯骥才:90年代初我画了一批画,我在这些画里放进了自己一些新的想法,我很想给人们看看,就到六个城市巡回展览。在上海展览的时候,《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几个记者朋友对我说,冯骥才,领你去看一个地方,特别好玩。我问哪里,他们说周庄,刚过完900岁的生日。我问还有什么,他们说还有个沈万三的故居。我小时候就看过沈万三的连环画,很有兴趣,就一块儿去了。

  到这个村庄一看,900岁生日过完,已经恢复平静。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老村庄。因为是冬天去的,地上湿漉漉的,苔藓还有点绿,房顶和桥栏上都有苔藓。那天下着雾,站在桥上,可以听到空中有鸟飞过,桥底下有船划过的声音。我在那儿站着,就跟梦一样。这时我看见远处一座小小的房子,在河边,很美。当地人跟我讲,这是柳亚子的“迷楼”。柳亚子当年跟沈钧儒搞南社,常在这里聚会,交换进步思想。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女儿,在这儿开了一个茶楼。

  他们说,你很幸运,这个房子你要不看的话,很快就要拆了。我问为什么要拆掉呢?他们说现在周庄人都把自己在当地的老房子卖了,卖了以后把木料拆下来,在镇外找一块便宜的地盖新房,人们都这么干。这个迷楼店主也想把房子卖掉。我问卖多少钱?他们说不贵,也就几万块钱。我当时一听就有点着急。这是很自然的,在没有经过什么思考的情况下,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我跟朋友说,这个房子我买了吧,我的画正在上海美术馆展览,有人要买画,我说我不卖画,但为了这个迷楼,我愿意卖一幅画。一幅画可以卖几万吧,卖了之后我把钱给你们,你们把这房子买下来,作为《文汇报》接待客人的地方。回到上海,我就把一幅画——《太白诗意》卖给了一个台湾人,卖了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是几万块钱。

  钱给房主以后,他说卖低了,得卖15万。我说好,我再卖画。但是还不行,卖主又要30万了。当时30万可是非常高的价钱了,90年代初房价这么高是很离谱的。这一来我就跟他较上劲了。后来当地的负责人跟我讲,冯先生你放心吧,这个人不会卖这个房子,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房子有价值。就这样,迷楼给留下来了。去年我这儿的一个摄影师还去迷楼给我拍了几张照片。

  这是我的第一次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尽管我还没有付钱,但是开始做了这么一件事,这是1991年12月份的事。

  纵横:保护周庄的迷楼是个很美的故事,听说您紧接着又卖画给应昌期先生,修缮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

  冯骥才:1992年3月,我回老家宁波办画展。展览期间,当地政府说,冯先生,在月湖边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是贺秘监祠,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政府想把它改造好以后交给文联。如果你整个修缮了,这房子就给你。修缮费用大概需要20万块钱。

  当时如果没有那20万块钱,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到那儿一看,觉得非常好,很有味道。房子后边临着湖水,有一个小院子,格局很好,典型的徽派建筑,就是马头墙的这种。我说这样吧,我正好在办展览,就把我展览中6尺对开的大画拿出五幅卖了,4万一幅,卖了以后钱给宁波文联。他们说行。没过两三天,台湾著名企业家、应氏围棋计点制创始人应昌期来了。他一看,特别喜欢一幅《老夫老妻》的画。这是我的一个典型题材。“文革”期间,我的生活很难,我跟爱人一起住着一个很破的房子。有一天我画了一幅画,一片风雪飘飘的树林,一棵大树里边藏着一对小鸟,我说咱俩就像风雪里边的两只小鸟。1976年地震,我们家房子塌了,那幅画还挂在墙上,我就把它摘下来了,这幅画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对应先生说,那我给您重画一幅吧。画完以后拿给他看,应先生说,这就是我跟我妻子的一辈子,我们经历过很多艰难,特别有感触,我要了。当时他掏了10万块钱。很快这几幅画就卖完了,筹到20万块钱,把贺知章的祠堂修缮好了,交给了宁波文联。现在我每次回到宁波,必到这儿去一趟。

  这都是我文化遗产抢救的前因。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就是卖画。

  纵横:这两件事情干得漂亮,可以说是源自一个作家和画家的内心情感而触发的本能的行动。90年代中期,天津进行“旧城改造”,您又挺身而出,留下一个老城博物馆。听说还“冒犯”了李瑞环主席?

  冯骥才:1994年,天津报纸忽然发了一条新闻,说是天津城区要进行旧城改造。天津有600年的历史。1404年明成祖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之后,天津建的城。它的文物非常密集,非常多。虽然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八国联军把它炸得面目全非,但是一些好的东西还在。

  当时老城里的人民生活条件很差。这城五六百年没有人修,一代代人住在那儿,房子都是砖木结构,很容易烂,很容易坏。政府要改造,我觉得是出于好意。但是这城里边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

  有一次开政协会议,我跟李瑞环主席说,有一个不好的词,叫“旧城改造”。如果说“老城改造”,我们起码还知道这老城里还有好的东西,但“旧城改造”呢,首先想到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且“改造”都是针对不好的东西而言的,例如知识分子改造、劳动改造等。如果说“老城修缮”就好得多。李瑞环说,“旧城改造”这词是我发明的。当时那可是大会,四百多人啊。我跟李瑞环说:“冒犯了,主席。”李瑞环就笑了,说:“你这话是对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觉悟,我们想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你们现在这个观点是对的。”瑞环的气度我是真心佩服的,他是我的老市长,跟我们文化界的感情很好。后来我在天津做了很多事情,他都是支持我的。他甚至跟天津市长说,你们要听听冯骥才的意见。

  这个老城当时承包给了一个香港商人做改造,他预备把这个城铲平,改造成“龙城”。我就跟市里边提意见,可是市里边接受不了,说已经定了,没有办法。我当时在天津文联当主席,我就跟摄影家协会主席说:“咱们组织一个纯民间活动,请摄影家采风,我掏钱。”钱从哪里来呢?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卖字卖画,这是从周庄和宁波留下的“老法子”。但是当时很惨,房管局、城建局、规划局的那些领导都要画,而且都要三张,本人一张,秘书一张,司机一张。这些人我全得给,因为我需要他们支持我。做什么事呢?一方面,尽量保住一些重要的历史建筑,一方面就是把整个老城考察一遍,记录下来,别最后把它铲平了后人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们把整个天津老城里里外外考察了一番。那时候我就是整天画画、写字,所有的活动经费全由我个人掏钱。对天津老城的考察前后历时两年多,1996年年初结束的。

  在老城开拆之前,我找到天津市副市长王德惠,我说老城马上就要拆了,您能不能留一栋房子建一个老城博物馆?他问博物馆怎么运行,我说由南开区政府负责,我已经找他们谈过。他问博物馆的东西从哪儿来,我说搞一个捐赠,我来号召老百姓捐东西。凡是属于老城记忆、老城标记、老城特征的,都可以,家具、生活物品、照片、资料、书信文献都可以往里捐。只要老百姓捐,谁捐了谁都会惦记这里,他的感情跟老城就不会分开。他说你这个主意挺好,我支持你。那时候老城已开始动迁和搬家,我就在老城里买了一批东西,有砖雕、牌匾、家具。我还在博物馆房子前边开了一个会,会上我讲了为什么要建一座老城博物馆,然后我第一个把东西捐出来。在短短几个月内,博物馆就收了几千件老百姓捐的东西,老城博物馆就建起来了。现在这座博物馆还在老城保护下来的十字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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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纵横》2018年3月号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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