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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丽]满族说部复仇主题的文化阐释
—— 满族说部叙事类型透视之一
  作者:隋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08 | 点击数:1422
 

摘要:满族说部蕴涵着丰富的叙事类型,其中,复仇主题是一个能够体现满族族群特色的叙事类型之一。我们通过对说部中复仇主题的分析和阐释,试图揭示被历史和文本所遮蔽的满族民众特殊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多角度展现历史进程中满族民众丰富而富有张力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满族说部;复仇主题;阐释


  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是迄今发现的满族民众口承叙事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蕴涵丰富的民间文学宝库,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本文试从文本的角度对满族说部进行解读与阐释,通过主题分析,探究满族说部文本的深层意蕴,把脉满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特质,开启满族文学研究的另一扇窗口。

  满族说部的主题是多重性的,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叙事类型。复仇主题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主题类型,也是能够体现族群特色的叙事模式之一。复仇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复仇一直是重要的文学主题,从古希腊的神话《安提格涅》、《赫库帕》到中国古代的复仇故事,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到西方的基督山伯爵复仇等,不胜枚举。然而复仇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空间表现出目的、功能和类型的差异性,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有差异。王立曾指出,复仇主题统摄下的文学作品“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与审美情趣的一个个窗口,它们建构并透露出各自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1]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满族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有着自身特殊的文化魅力,从复仇主题这个小小的“窗口”或许可以揭示被历史和文本所遮蔽的满族民众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展现出满族民众丰满而富有张力的精神世界。

复仇本能:北方生境之下的文化原生形态

  在满族早期社会,复仇是贯穿于满族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正是在个体的血亲复仇、部落复仇和连绵的征战中,完成了部落之间的兼并和统一,形成了满族的民族共同体以及国家政权。在满族的历史发展中,复仇的原始力量不仅是民族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内在动力,也是形成满族民族个性的重要基础。在现已出版的满族说部中,我们就可以从中感受到刀光剑影所折射出的满族民众及其先民们浓烈的爱恨情仇。

  在满族说部中,复仇主题散见于各个说部文本,《女真谱评》、《恩切布库》、《扈伦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红罗女三打契丹》等说部中都有大量的复仇情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说部是围绕着世代循环的复仇铺展开的浩瀚历史长卷。复仇是满族说部多重叙事主题中不容忽视的一条脉络。例如,《女真谱评》讲述了女真部崛起过程中与各部落之间的复仇与战争,展现了女真人反抗契丹压迫与奴役的不屈抗争;《扈伦传奇》描绘了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部之间由于冲突和仇恨引发连绵不绝的征战,最终走向衰败、灭亡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图景;《恩切布库》讲述了在原始部落时期,恩切布库带领部落逐步走向文明的过程,她一方面向族人传递先进的工具制作技艺和生产知识,确立部落的规范制度,另一方面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大公无私的精神化解了部落仇恨,使复仇从野蛮走向文明;《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叙述了蒙古族与女真族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仇恨与和解的故事,叙说了雪妃娘娘一生的伟绩与传奇;《红罗女三打契丹》讲述的是女真先世靺鞨人的复仇故事,民族英雄红罗女凭借高超的武艺和超凡的智慧杀仇敌、报父仇、杀奸佞、报夫仇,三破契丹大军,挽救了渤海国,最终殉情而死。

  复仇是人类对强加于自身的外部力量的应激反应,是一种本能的反抗方式,也是具有精神属性的特殊行为。复仇意识在满族民族性格中的凸显,揭示了满族民族精神的一个侧面。这种精神特征的产生离不开族群生存的自然环境,按照生态人类学的观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可以由它们所处的环境来解释,强调环境是决定人类社会和文化特点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点虽有失偏颇,但是,环境对不同人类群体心理和性格的模塑与影响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在中外历史上,类似的观点也有很多。黑格尔认为:“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和,山势使人离”[2]。法国历史学家丹纳认为,一个民族会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尤其当他处于未开化的阶段时,只能受环境的包围、陶冶、熔铸;他的头脑会像一块完全软和而富于伸缩性的黏土,会尽量向自然界屈服,听凭搓捏,不能抵抗外界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的生成,正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3]

  纵观满族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不难看出,满族的生计方式、生活习俗、思维观念等都与所处的自然生境密切相关。

  满族及其先民地处北方高寒之地,生存境况十分恶劣。在与自然环境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北方特色的民族性格,即“身体强壮魁伟,沉默罕言,勤奋、吃苦、耐劳,有坚强的意志和韧性,能够承受困难和打击,能够抵抗各种外在侵扰。”[4]渔猎、狩猎的生计方式也形成了不同于农耕文化的群体心理特征,“数不清的血腥厮杀,铸就了满族先民及其后裔勇敢、坚强、彪悍、善战的群体性格,这种群体性格不仅体现在日常的狩猎生产活动之中,也显见于满族共同体内部各部落之间的征战以及对临近民族的掠夺与伐讨战争中。”[5]《新唐书》记载:(靺鞨)人劲健,善步战,常能患它部。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性忍悍,善射猎,无忧戚,贵壮贱老。”《松漠纪闻》中有“渤海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的谚语流传。

  艰苦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征战,使满族先民们形成了崇尚武力、勇猛彪悍、勇于战斗、性喜报复的性格特征。据《建州见闻录》记载,满族人家“女子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出兵之时,无不欢乐,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故也。”[6]“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与曰:‘去抢西边’”。[7]《朝鲜实录》记女真之俗:“勇于战斗,喜与报复,一与作隙,累世不忘。”[8]又大量记载了散居牡丹、绥芬河流域的“兀狄哈”女真(野人女真)与南边的斡朵里、兀良哈诸族是“往来相掠,无岁无之”的世仇。《朝鲜实录》又记:女真人自相掳掠,“其被耗者,亦必报复,依数征还而后已也。”[9]

  生活环境的恶劣,强化了对武力的崇拜,使解决矛盾与纷争的手段简单而极端。在满族说部《扈伦传奇》中,我们看到了部落征战中连绵不绝的杀戮与复仇,扈伦部、乌拉部、哈达部和叶赫部是明朝时期曾经称雄一时的海西女真部落,在女真兼并过程中,海西四部分崩离析、相互倾轧,多年仇杀不断,“只为一己怀私忿,引得几代成世仇!”《扈伦传奇》展现的就是一部女真部落征战、兼并年代的杀戮与复仇史。他们严格恪守着血亲复仇的原始习俗,复仇成为征战和兼并的重要理由。例如,哈达部的旺济外兰擒获了叶赫部头领祝孔格,本想赦免他,但是“一想到他是害死阿玛的同谋,今日拿住不为阿玛报仇,便是不孝之人,祖宗神灵不会答应,死后也无颜去见先人。”[10]旺济外兰于是逼迫祝孔格自杀。从此,仇恨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叶赫部祝孔格的后人常怀复仇之心,“既恨明朝,又恨哈达,无日不想收复失地,讨还敕书,为父祖报仇。”[11]甚至“做梦都想报此深仇大恨”。[12]“事情已过三四代了,叶赫人还念念不忘,不用说,旺济外兰杀死祝孔格,万汗又斩杀太杵,他们对哈达的仇恨更不会忘了。”[13]

  《红罗女三打契丹》中保留着各种原始复仇形式。如杀父之仇,开篇“将军之死”中,契丹可汗率万余狼兵猛攻渤海国山城,红罗女父亲敖东将军是渤海国的大将军,奉命迎敌,在两军厮杀之中,杀死一名契丹小将,不料这名小将正是契丹王子,契丹可汗为了报杀子之仇,派人暗杀了敖东将军,敖东将军临死时,告诉夫人“一定把宝弓转呈国王,让渤海的勇士为我报仇!”小奥都(红罗女)伏在父亲身旁哭喊:“阿玛啊阿玛,是谁害了你,你告诉我,我为你报仇!”。[14]长白圣母将小奥都收去学艺,敖东将军的夫人不舍之余也宽慰自己:“自己拉扯女儿过活,原是指望等她长大了为父报仇,如今女儿被神仙收去,报仇雪恨已指日可待,正应高兴才对,何必悲叹自己孑然一身了呢?”[15]敖东将军之死为后来红罗女的故事留下了伏笔。红罗女长大成人之后,学成了武艺和神功,终于用阿玛留下的宝弓和三支箭,杀死了杀父仇人耶律黑,报了父仇。

  在红罗女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女真先民粟末靺鞨的血亲复仇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故事最终以杀父之仇、杀夫之仇得报作为结局,并且复仇这条“主线”一直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前发展。据介绍,红罗女故事在镜泊湖一带流传很广,异文很多,多以歌颂红罗女对爱情的忠贞为主。傅英仁讲述的《红罗女三打契丹》情节更为丰富完整,其中复仇情节的反复出现,无意中暴露了满族民众“勇于战斗,喜与报复,一与作隙,累世不忘”豪爽不驯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无意识,体现了满族精神世界的“根”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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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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