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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连山]我的屈老师
  作者:陈连山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2-11 | 点击数:1820
 

  在我的大半生中,1989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份。原因有若干,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就个人情感而论,那一年的4月,导师屈育德先生在北京离开了人世,而奉师命进行田野作业的我却独自一人远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

  屈老师身上有很多谜,她智力超群,却成果甚少;她出自钟敬文门下,却长期改行。对于其中原因,当代民间文学民俗学界所知不多,连我这个入门弟子也是在老师去世之后才慢慢了解的。所以,事情还是得从头说起。

  一、决定命运的两次人生选择

  屈老师1934年2月出生,祖籍浙江省临海县。父亲是上海交通银行的高级职员,解放后到海外经商。按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区分社会人群的标准,屈老师算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好身份。可是,今天看来,这种家庭环境,对屈老师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老师身上的确有那么一点所谓“资产阶级小姐”的气质。她身体瘦且小,是典型的江南弱女子模样。可那副瘦小的身躯却包裹了一颗智慧、孤傲而且坚韧的心。

  1955年,二十一岁的她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并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师从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三十多年以后,钟先生为屈老师的论文集《神话·传说·民俗》作序,回忆当年:“……每次在讨论课上,听了你的发言,却总使我惊异。你想得那么深!我常常向同学或同事说,你脑子的灵活是许多同学,不,连我自己在内所比不上的。”老师夸自己的学生,很常见。可是,夸学生夸到这样的程度,却是十分少见。钟先生这话,也许有一点奖掖学生的成分,但基本事实应该不虚。后来,我又从北师大朋友那里得知,钟先生多次称赞屈老师是自己“最得意弟子”。这正好印证了前边的评价。钟先生的识人能力是超拔的,而且是得到公认的。他把屈老师当作最得意弟子,其中意味很深。我体会其中不仅包含了智力评价,而且包含了学问、德行等方面的评价。

  这评价是经受过、也经受住了严峻考验的。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了三次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钟敬文”的座谈会,后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组织了一场公开的批判会。当时,给钟敬文扣的大帽子已经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了。批判会的组织者使用了各种方法,其中堪称一绝的招法是:让钟先生的学生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座谈会的内容,现在还能在当年的报刊上看到。发言揭发批判钟先生的人不可谓不多,该发言的、不该发言的,都发言了。众人罗列的罪名从“宣扬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到“用资产阶级名利观腐蚀学生”,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可是,我反复核查发言人名单,没有“屈育德”三个字!(后来我看到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那次批判会的会议记录,发言内容没有屈育德的话,但结尾有全体参会人签名,其中包括屈育德。但是全部签名笔迹潦草,出自同一人手笔,根本不是屈老师所签。)稍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拒绝批判右派钟敬文的人将面临多么巨大的压力。而二十刚出头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屈老师拒绝了。这是屈老师在命运面前做出的第一次拒绝。她用沉默,为自己心爱的先生奉上了无言的安慰与支持。她当得起钟先生的评价!

  祸不单行。同年,屈老师的男友(即后来的丈夫金开诚,原名金申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被划为右派,领导要屈老师断绝跟金老师的关系。这种现象在当时实在是“天经地义”。因为当时的政治逻辑是:你是被培养的人,总得对得起自己的培养人吧?那就跟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这种流行一时的政治逻辑搅乱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可是它在屈老师那里失效了。她平静地回答道:“爱情与政治无关。”我想,在屈老师心里,那种政治逻辑是经不住一问的,也不值一驳。于是,屈老师做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第二次拒绝。

  这两次拒绝,使她在思想和立场上脱离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特立独行的异类。于是,社会就把这个异类送到了在它看来适合异类生活的环境——距离北京数千公里之外的宁夏。五十多年前的宁夏,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跟首都北京相比,差距何止千里!把一个江南弱女子,孤苦伶仃地“分配”到大西北,与故乡分离,与政治中心分离,与学术中心分离,并与爱人分离。这是不是过于严酷了?1987年,钟敬文先生说这是“不合理的分配”在今天的我看来,这如果还不叫政治放逐,那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名词的正确涵义了!

  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本来就不发达,到了宁夏,更是无从谈起。在那里,屈老师只能放弃自己热爱的民间文学、民俗学事业而转行。一直到1978年,屈老师回到北京大学,才重新捡起自己的本行工作,开始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工作,撰写民间文学民俗学文章。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屈老师智力超群,工作勤奋,但成果甚少;出自钟敬文门下,却长期改行的主要原因了。

  今天,我为自己的老师抱冤,感慨老师时运不济,生错了时代。可是,我知道老师自己是不后悔的。在决定个人命运时刻的两次拒绝,使她真正达到了俯仰人世而问心无愧的境界。人生在世,要做到问心无愧,很难;在那个时代,要做到问心无愧,难上加难。她失去了很多应有的学术成果,但是成就了一个独立、自尊的知识分子人格!

  二、致命的疾患

  俗话说,天妒英才。政治打击之后,疾病也不请自来。1967年,屈老师罹患鼻咽癌。接下去,手术、放疗、化疗。经历了无尽的痛苦,老师顽强地闯过了鬼门关。但是,病魔在老师的身体留下了多处创伤。面部的紫癍,破坏了老师的容颜。对于女性,这种伤害是男性的我难以想象的。可是,令屈老师最痛心的却是声带受损。理由很简单,她是一名教师,声带是她最重要的劳动工具。记得一九八四年我读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屈老师给我们上民间文学课。她声音不大,但是不自然。有些发音不清,有些尖利。一些同学逃课,原因就是无法接受老师讲课时的声音。当然,同学们都不知道老师是个鼻咽癌患者。自尊,使屈老师从来不向学生谈论自己的疾病。如今的我也做了教师,又得了教师职业病——慢性咽炎。平时还将就着,可是有了咽炎这个“底子”,只要感冒,必然咳嗽,而且一咳就是十天半月,时常影响教学,让我十分苦恼。回想当年屈老师的情况,我想她的内心一定是痛苦不堪!

  1979年,屈老师终于通过调动,回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刚刚回到丈夫和女儿身边的屈老师,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家三口住在21楼105室。那是一个筒子楼,房间的全部面积只有十点五平方米。唯一的书桌给丈夫金开诚教授,屈老师只能和女儿一起在饭桌上读书、写作。即便如此,这时的老师仍然快乐。生活上,终于全家团聚;工作上,终于回归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屈老师觉得自己的学术生命“真正开始”了。在短短七年间(80到87年),屈老师抱病完成了二十八篇论文,包括《日月神话初探》、《论巧女故事》等著名篇章,结集出版《神话·传说·民俗》。这是屈老师唯一的专业著作。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没有如火的事业心,是不可能取得这样成就的。可是,老师的生命蜡烛就这样被病魔和事业从两头迅速地消耗着。

  1987年,我和万建中、张黎明两位师兄进入师门的时候,屈老师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本来就不大的身躯,现在更加瘦小,大概只有八十斤左右。头发脱落得很严重。这时候,老师刚刚搬入畅春园新居,一套三居室,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可是,屋子里总是弥漫着浓烈的汤药味。我们知道,屈老师的身体又出现问题了。到了1988年,老师走路出现困难,课堂就搬到她家里。老师的嗓音越来越难懂,我们建议老师指定阅读书目就可以了,不必再讲课。但是,屈老师坚持讲,并由丈夫金开诚教授逐句“翻译”给我们听。已经被病魔侵入膏肓的老师,声音微弱但又尖利,含义难明;随后是金教授响亮而浑厚的男声把前者的意思传达出来。这样的课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闻所未闻的吧?作为教师,不能说话,是痛苦的。类似的痛苦,二百年前的贝多芬大概体验过。他是音乐家,却罹患耳疾,丧失听力。贝多芬用小木棍支在钢琴和耳朵之间,以扩大音量,辨别声音,继续创作;我的屈老师则依靠“翻译”替自己说话,继续教学。在这个意义上,金开诚老师就是屈老师的“小木棍”。

  今天,在回想屈老师授课情景的时候,我觉得老师的声音有点像大兴安岭森林中伐木的钢锯声,都有点尖利,都没有明确的意义。那声音,总是在我心里引发共鸣,让我的心脏发出一阵阵痛苦的震颤……

  三、我和屈老师

  屈老师对学生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一九八五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报到之前,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作为独子的我反悔了,要求回老家河南。几经周折,居然成功了。我想回河南找一份民间文学方面的工作。因为不了解河南情况,就去找屈老师询问。其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课外跟老师谈过话。屈老师听了我的情况,马上向我详细介绍了河南民间文学研究界的情况。并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我到河南大学中文系张振犁老师——她的师兄那里,他是河南民间文学研究最好的教授,正从事民间活态神话的调查研究,将对中国神话学产生重要影响。于是,我进入河南大学,并在张振犁教授指导下愉快地工作、学习了两年,打下了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基础。

  屈老师还替我顶住了单位的压力。一九八七年,我未经河南大学批准报考屈老师研究生,并被录取。但是,录取通知书被河大扣发。中文系领导告诉我,学校缺人,必须改成“定向培养”(这意味着我硕士毕业之后还要回到河大工作)才能把录取通知书发给我。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表示:“只要北京大学同意改变录取性质,我没有意见。”我说这话,当然是打了埋伏的。埋伏就在我同意的前提上。因为没有电话,当天晚上,我就坐火车赶到北京,直奔屈老师家。屈老师见到我,大吃一惊:“我已经签字免除你的面试,直接录取。你为什么还要跑来?”我讲了自己的困境和请求:“河大很快就会函请北大改变我的录取性质,老师能否拒绝对方的要求?”对于自己的这项要求,现在想起来很感惭愧。自己软弱,不敢对抗单位压力,却把压力转给自己的老师。没想到,老师当即表示:“你回去吧,我来办。”我当晚返回开封。不久,我终于拿到了被扣押的正式录取通知书。在最关键的时刻,屈老师以一己之力保住了我的前途。

  到1989年初,我已经基本修满学分。3月底,病中的屈老师批准了我到云南去的田野作业计划,并仔细叮嘱了注意事项。等我5月初完成田野作业返回北大,已经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导师了。

(本文载于王风,邵永海,杨海峥编《我们的师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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