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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睿 王建章]事、功、斗:河北无极县某村的“迷信”的理论意涵
  作者:杨德睿 王建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2-10 | 点击数:807
 

摘   要:本文旨在以当前盛行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S村的俗民宗教为案例,反思当代主流宗教观的一些突出的文化偏见。作者尝试以一种相对于全景鸟瞰视角的“隧道视角”并且尽可能以S村村民自己的语汇去呈现他们所知解、参与的宗教世界,S村的俗民宗教于是被描绘成一个由“事”、“功”与“斗”这三个关键词及其指涉的现象所构成的场域,这一流动、异质的场域是S村稳定、同构型的日常世界的背面,是村民处理危机、彰显个体性和攻击性的舞台。最后,本文依据S村俗民宗教所呈现的灵验中心主义、一元论、实在论和藉竞赛释放个体性和攻击性的功能,批判抱持着皈信中心主义、圣俗二元论、象征再现论和“宗教促进教化社会和谐”等文化偏见的主流宗教观无法如实地理解俗民宗教文化。

关键词:俗民宗教、灵验、功夫、竞赛、相信、信仰、圣俗二元论、象征再现


  宗教是要让人信的,劝人为善的,还是要实际帮人解决问题的?换句话说,信仰、教化和灵验,那个才是宗教的关键?

  虔信、敬畏神明的心态和与神鬼进行有效沟通的礼仪和技术,究竟何者比较重要、比较有价值?说得通俗一点:在面对鬼神的时候,“心诚则灵”和“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这两句话究竟那个对?从贡品到祭拜的仪式是否都不过是象征,其实都只是再现、隐喻某种意念、心态的密码?还是说它们是一群憨直的、自明的物质与沟通行动,不指涉任何别的隐秘的、崇高的意义?

  宗教究竟是在压抑个体的“小我”以强化社群“大我”的团结和谐,还是在对小我赋予力量(empowerment)、为个体的独特性创造空间?换言之:宗教的神圣性究竟是在于藉规训教化塑造超我以促进文明与社会和谐,还是在于为自我保留一个在文明社会建制之外的空间,让野蛮的人性及其不受羁束的生命力得到有限地抒发?

  以上这些问题是本文将要讨论的。

  讨论以上这些问题的目的,绝不在于给出任何答案,而是要藉以发掘出目前盛行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S村的“迷信”(依官方称谓)或“俗民宗教”(人类学称谓)对于我们了解一般华人俗民宗教文化可能提供的启示。通过这番挖掘与讨论,本文希望能够指出:不管它们是源自儒家贬抑或甚至反宗教的传统,或是在耶、回两大闪族宗教(Semitesreligions)的模式制约下的西方宗教观,还是后启蒙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当前中国的主流宗教观的一些基本预设与历史悠久且至今仍广泛存在的华人俗民宗教文化格格不入,使得后者依然如过去几千年来一样遭到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社会的鄙视和不解。通过尝试将话语权交给俗民宗教的实践者,用他们自己最常用以谈论、思考宗教事物并据以做出判断、采取行动的关键概念来表述当地的俗民宗教文化,进而讨论它与主流宗教观所持预设的歧异之处,本文希望能够为促进主流与俗民宗教文化之间较为平等的对话有所帮助。

  以下就让我们先来看看目前S村的基本情况。

  一、平坦、均质的地理与社会景观

  属于石家庄市无极县的S村位在河北省中部极为平坦的海河平原上,与高山(太行山)和大河(海河)都相距甚远,是这个典型的农业县里面的一个典型的小农村,据2007年3月河北省农业普查数据载,本村的在籍人口2200人左右,耕地面积约三千亩。据1993年版《无极县志》所载,该村原本地势低洼,常年积水,但在近二十年当中,由于全球暖化以及过度开发,海河平原的降水量和地下水储量已急剧减少,本村不但不再淹水,甚至可说算是一块相当干旱的地区,村民的饮用水井据说已打到200米深,而灌溉用水井也已打到50米深。

  彷佛呼应着大平原上的单调地貌似的,S村的家户经济模式、聚落空间布局及地景、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说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显得极为整齐划一。

  在上个世纪“以粮为纲”的时代里,全村90%的土地都用以种植小麦和玉米,其它不到一成的畸零地零星种植些谷子(黄米)、棉花、大豆、红薯等,主要的两种粮食作物交替种植,可以做到两年三熟(夏收小麦、秋收玉米)。据村民推算,以分配到5亩地(即当地的平均值)的一个四口之家言,种植粮食能产生的年货币收入一般在2500元左右,而就当地物价水平推算,一个四口之家每年的维生性货币支出不会超过2000元,所以这一收入是足以维生的,但却绝无可能再担负起婚丧礼仪、教育、医疗等难免会有的花费,于是外出打工和大棚种菜成为提升家户收入的两种普遍的办法。选择继续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通常由妻子∕母亲待在家里种地、带孩子,而丈夫∕父亲则到县城或石家庄市打工或者根据季节做小生意、跑运输等等,如此,一般每月扣除花费可剩余700元,所以每年若打工10个月便可结余7000元,再加上种地的收入,这一户的年收入可以接近一万元。另一种出路就是停种粮食改做大棚种菜,这种高度劳力密集的生产方式通常需要一对年轻夫妇投入全部的时间精力(甚至连孩子都要帮忙),而其产出的年货币所得也就是一万元左右,与种粮兼打工的家户年收入相当。所以,当地的家户间所得差距不大,一般有劳动能力的农户,无论采取那种经营方式,每年可以节余的储蓄也就在7000元到11000元之谱。

  与它的家户经济模式基本上仍旧带有集体主义时期国家政策的深刻烙印类似,S村的聚落空间布局与地景也突出展现了国家政策的权威――只不过不是集体化时期而是后集体化时期的农村政策。在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叶之间,随着新式乡村治理机制的建立,原本杂乱无章地挤成一团的S村住宅区被重新规划成面积2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几近四方形的整齐建筑群,错落的老屋和狭隘崎岖的老巷弄被拆除,盖起了一排排像标兵般整齐地列着队、一律坐北朝南的平房,其间以3条南北向和2条东西向的大街划成面积几乎均等的六片。而S村的耕地,也几乎一样整齐地环绕在村庄四周,形成一条宽大约在0.5到1.5公里之间的绿带而与邻村分隔。在居于中央的居住区里,除了四组最特别也最大的公共建筑:学校(位于村北的一所废弃的高中和一所给邻近三个村的孩子上的小学)、医院(一所以骨科闻名四乡八镇的全科诊所)、粮食收购站、市场(过去的公社办公室和仓库改建而成)及其邻近处的少数几间一楼店铺、二楼住家的两层楼房,其它全是形式几乎相同的住宅,而在邻近市场的大街旁为数不多的几家商店,也几乎未给单调的街景添加多少色彩。

  在单调的地景上活动的人们所展现出的生活方式也似乎非常齐一,在农忙的春秋两季,彷佛所有的人都以各种方式投入了农业劳动,只有在农事较少的冬夏两季,撇开一年到头忙于打工或下田的青壮年和忙于上学的大孩子们,村里的中老年人和小孩子才会展现出劳动以外的生活方式,而他们的活动也极其单纯而齐一:早上上工的上工、上学的上学,中老年人在家干干家务活,直到午饭后,趁寒温适中的下午,他们才带着还没上学的小孩子们离家到做为社交活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几条大街边,中老年妇女边闲聊边干针黹之类的杂活,同时照看着在旁边玩耍的小孙儿们,而中老年男性则在街边捉对儿下象棋或者看别人下象棋。到下午四、五点钟大孩子们下学后,街上便进入一天的高潮,小吃摊和村中零星的几家备有开放让顾客上网和玩游戏的计算机的小店迎来短暂的人流,不久,到六点钟晚饭时间前后(夏季稍微晚一点),人潮便以差不多散尽,只剩极少数几乎清一色是青壮年男性的食客聚在几间餐馆里喝酒,其它的人都已回到家里一边开着电视当背景一边吃饭。饭后,大孩子们多半到家里条件稍好一点的同学家里扎堆玩计算机游戏、做作业,成年男性们则到朋友家串门子、喝酒、玩棋牌、打麻将,而成年女性们通常也是串门子、喝茶、磕瓜子、打麻将。

  在经济、空间、生活规律与活动方式高度一致的基础上,村民们关于亲属制度与伦理的论说也显得口径一致。面对这个近两百户人家都姓王的村子(除了四户以外),身为南方人的笔者难免会预期它可能是同一个宗族发展出来的,但事实上S村里没有一家有族谱,更没有祠堂和共同祭祖的任何记忆,村民们也不认为本村的所有同姓家户间有同宗关系,事实上,他们对于祖先及亲属关系的历史记忆通常只能上溯到三代为止,因此,住在外形极为近似的住宅里、经济条件和人口数也差不多的这些王姓的主干家庭之间,并没有一种宗族谱系的位阶秩序存在,亲戚关系网因而显得是相当水平、横向的延展,与盛行房支制、关系网纵横交错的宗族村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这并不影响到当地人对父系亲属制度的坚持,至少在口头上,村民们都认为从夫居外婚制和男系继嗣制是“天经地义”的规矩,所以村民们极为重视生儿子,为生儿子而违背一胎化政策在当地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道德的,而生了儿子以后,父母应该要全力栽培儿子,直到儿子娶妻生子(娶媳妇的彩礼通常足以花光二老的动产,甚至多半要因此欠债),然后把土地交给儿子媳妇耕种、房屋大半让给儿子一家住,二老从此在家打杂、履行其照顾孙子女的义务。相对于此,儿子媳妇有义务与父母(公婆)住在一起、奉养父母直到父母过世,而理论上应当出嫁的女儿则没有任何奉养父母的义务。对这套亲属制度和伦理的坚定信念,使得当笔者从反面探问:“村里是否有穷到养不起父母而推卸责任的不孝儿子?”和“有没有不愿跟儿子媳妇一起过、帮他们打杂带小孩的父母?”这样的问题时,青年男性村民们的回答往往也很一致,例如:“穷到养不起父母?没听说过。这不大可能…在我们这儿老人是很好养的,就是吃一点饭罢了,跟养条狗的花费没差多少,可是老人能帮的忙可大了,没有那个没心没脑不奉养老人的,那还算个人吗?”还有“不想跟儿子媳妇一起过的老人当然有,通常是因为儿子媳妇两口子闹不好,可是大多数都还是会捱着过下去,因为舍不得孙子…而且也没办法啊,儿子娶媳妇把钱都花光了,还欠债,地呀、房子呀也都过给儿子了,不靠儿子养怎么办?”可是实际情况却如下一节将会谈到的那样,显非如此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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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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