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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走进上古神话历史
  作者:刘跃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02 | 点击数:200
 

      去年秋天参加一场中美双边学术研讨会,一位中方学者提交了一篇讨论《穆天子传》文本性质的论文,洋洋洒洒两万字,其实我用三句话就可以概括:第一,按照现代学者研究,《穆天子传》是一部神话传说著作。第二句话,根据《隋书·经籍志》,《穆天子传》是一部霸史杂录著作。第三句话,根据他的研究,《穆天子传》是一部小说创作。当场,有美国学者尖锐地诘问:这个结论有什么意义?就事论事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再说,如何认识《穆天子传》文本性质及其文献价值,可能也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如果就这个话题引申开来,围绕中国早期文献的理解开展讨论,也许还有普遍意义。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常有这样一种感觉,研读中国早期文献,倘若从文学、史学等方面纠缠于历史文献的真实问题,通常很难取得学术共识。你说真,我说假,各执一辞,原因何在?拜读《比较神话学在中国》之后,我想,缺少当代神话学的理论透视,恐怕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书名:比较神话学在中国
著者:叶舒宪、谭佳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丛书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时间:2016-03-01


      一、从口传到抄本文献的诸多争论问题,现代神话学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视角

      1.关于早期文献稳定性与矛盾性问题

      如果从殷商文字开始算起,传统文献流传至今已经三千多年。汉代以来,佞古思潮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认为现存早期文献都是老祖宗说的,老祖宗写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庄子·天运篇》中提到的“六经”就是今天看到的经书。宋元以后,怀疑思潮泛起,直至清初,很多资料得到系统的整理。以阎若璩为代表的一批重要学者发现,像《尚书》这样的早期文献,其中有很多记载相互矛盾,有必要进行清理,甚至提出质疑。十九世纪末,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与此前的疑古之风遥相呼应。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出版,圣彼得堡国立孔子学院2013年中俄文对照出版。全书330页)认为,除《诗经》、《春秋》外,现存先秦典籍多数是汉代产物,甚至更晚。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十二种辨伪的方法,也将很多先秦以来流传的典籍列入伪托之作。类似这样的观点,左右学术界将近一个世纪。这些论证无外乎在强调说明,中国早期文献具有极大的变异性。所谓原始文献,是一个没有依托的概念。最近三十多年,地不藏宝,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承相当复杂,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大多数站不住脚。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的出土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的出现,也只是证明了司马迁所见史料比较确切。这充分说明,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品质。

      当然,这只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一种形态,其不确定性、可质疑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譬如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就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历史文献,很多像小说。这也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早期文献,始于口头传播,经过漫长的流传,最后被写定。在流传过程中,制造者、接受者、传播者、阐释者各不相同,口传文献信息不断累积,不断演变,所产生的文本内容也就颇多差异。到底如何断定这些文献的稳定与矛盾?看待他们的历史意义?《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的第七章《神话历史》,就显得尤其重要,它涉及到当代新史学观念、涉及到历史与文学的边界,彼此的交融与渗透。神话与历史之间的流动关系,能使我们面对早期文献时,除了提炼其“稳定—矛盾”的对立关系,还能从权力建构正统话语的神圣化途径,以及政治的现实秩序需要来看待文献文本的形成过程。在“神话中国”的大视野下反思早期文献的神圣与世俗特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2.早期文献矛盾性问题的两重因素。

      从客观上说,早期的历史,口耳相传。历史的主干为经,比较粗略;后人的阐释为传,注重细节。经与传,逐渐合流,便形成历史。司马迁就是根据这些经与传,勾画出中国三千年发展的历史。

      从主观上说,任何历史都是人来书写的。有了人,便有不同的思想。对于同一历史材料,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处理。平民历史学家写历史是一种写法,官方历史学家又是另外一种写法。不论是谁,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史料就有不同的取舍,甚至是有意的遮蔽。这种现象,无处不在。文化不高的刘邦、相貌一般的朱元璋,都被历史学家描绘成龙颜“隆准而龙颜”、“姿貌雄杰,奇骨贯顶”。至于他们的劣迹,则略而不记。秦汉对于历史著述、诸子百家的控制非常严密,像《史记》这样还算比较公允的史书,东汉初年的汉明帝诏问班固,批评司马迁“微文刺讥”,东汉末年的王允也视《史记》为“谤书”,禁止其流传。蔡邕在江南看到王充《论衡》记载很多战国后期的历史故事,叹为异书。说明到了东汉后期,战国后期乃至楚汉相争的故事已经鲜有流传。

      站在今天的立场推想,从战国末年列国的分分合合,到楚汉八年的血腥纷争,这里该多少动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故事!可惜,只有一部被刘邦认可的陆贾的《楚汉春秋》残存于世,而精华部分已被《史记》收录,其他不计其数的历史文献已经烟消云散,以致后世没有产生一部类似于《三国演义》那样的历史小说,描绘楚汉纷争,这真是一段历史的遗憾。显然,这是统治集团有意控制的结果。魏晋以后,当权者对于民间的掌控已力不从心,所以才会有三国故事逐渐流传开来,箭垛式的人物越来越丰满,多以三国故事为背景的讲唱文学逐渐成熟,最终酝酿出《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登上文坛,历史与小说从此分道扬镳。历史似乎从此脱离小说,俨然以公正、真实相标榜,但在实际的历史叙述中,如前所述,由于立场的不同,对于材料的取舍便大不同,结论可能大相径庭。甚至在同一叙述者的著作中,也会常常有前后矛盾的记载。历史著述中的这些有意无意的错误,可以说随处可见。无意的错误可以理解,由于闻见有限,根据一些主观意测充实历史文本,可能与史实相违背,而有意的错误更是不在少数。《比较神话学在中国》中“神话历史”的提出其实在提醒我们,古典立场的“史”与现代的“历史”观念根本不同,无论希罗多德、塔西陀还是司马迁、班固,其采取的都不是现代“求真”的兰克派史学立场。立足于古典,一切记录都是特定记录者立场的反映,没有所谓纯粹的真实的“史实”。比如以神话学眼光介入到历代帝王本纪,便可以发现其寻求政权合法性的叙事动机。这就为神话学介入史学提供契机,神话学理论是理解历史记忆、走向历史深处的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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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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