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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论新文化史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
  作者:萧放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8-31 | 点击数:384
 

      新文化史关注当代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重视当代文化现象的考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它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它代表了中国文化史的新阶段。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的评价与认识,应从百年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哲学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修复与传承,是对民众文化地位的再确认, 是对地方文化传统有效重建的契机与实践。


      新文化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将当代文化活动纳入历史的考察范围, 关注现代政治体制之下的文化建设与文化互动, 尤其重视普通人的文化地位与日常生活,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历史看作相互联系的整体。 也就是说,新文化史是从 2 个方面考虑:一是重视传统文化史与当代文化史的联系; 二是将文化史关注的空间范围扩大到民众日常生活。

      21世纪初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 是近百年历史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或文化运动,它是中国新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近 10 年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评价与认识,应该破除具体工作细节得失评价的局限,登高望远, 从哲学文化的高度、 从长远的历史进程的角度 (历史与现实结合)、从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对它进行积极而客观的历史评价。

      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史的新阶段

      近百年的中国文化史, 是古今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 如何认知传统文化是百年中国人纠结于心的重要问题。 围绕着这一问题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

      (1) 20 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之下,晚清帝国丧权辱国,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革命因之发生,清王朝崩解,中华民国成立。 民国成立之初,一些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理念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丧失信心,他们以科学与民主为口号发起了新文化运动。 所谓新文化运动是要与传统文化区别开来,要与传统决裂。传统文化在五四新青年那里是落后、 腐朽与反动的代名词。 因此,他们不惜以自断脐带的方式,与文化母体决裂,对民族文化母体的挞伐前所未有。在充满叛逆情绪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的负面评价成为社会时尚。不仅民国的主流文化人如此, 作为当时的国家领导者同样是以“革命”的姿态去否定传统文化,如对传统节日文化的批判与禁止。当然这一时期,也有部分文化人并不是全部否定传统文化, 他们要否定的是统治阶级的精英文化,他们以走向民间为口号,开展了歌谣学、民俗学运动,重视民间文化。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持强烈否定态度。

      (2)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论争。 民国成立之后,国家仍然处在分裂与衰弱状态。国家如何振兴?文化向何处去?这些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论争。 文化论争主要集中在继承传统文化还是抛弃传统文化上,出现了“全盘西化论” 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根本对立。 “全盘西化”论者继承了五四以来强烈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情绪。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是胡适、陈序经,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 因此要“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 1934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说:“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全盘西化”,强调要彻底打破中国传统思想的垄断,“此为救活中国目前危亡的根本”。 他们认为只有实行全盘西化的改弦更张,才能挽救中国危亡。与全盘西化派针锋相对的是强调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人,1935年,王新命、萨孟武、何炳松、黄文山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 要使中国的政治、 社会组织和思想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本位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对于传统文化进行细致研究,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主张,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忧思与期待,比较全盘西化者来说,他们具有更强的文化传承的使命。同时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两大思想潮流之间,有调和折中的新儒家,他们倡导接续儒学道统,会通西学。 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为代表,他们主张融合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实现儒学的复兴。1940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主张。 他认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 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当时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对当代中国发生了重要影响。

      (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贯彻的是毛泽东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以是否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为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养分的原则。 但这种实用性的原则,随着极左思想的蔓延,逐渐蜕变成狭隘的孤芳自赏。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变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古代文化是落后的封建文化,西方文化成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立四新”,大革传统文化之命,传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4)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对传统文化认识逐渐回归理性。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中,掀起了新的文化热潮。虽然一度人们急切地要摆脱传统的“黄色农耕文明”,去“拥抱蓝色文明”,好像我们经济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 一如全盘西化论者所认为那样。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包袱而是资源,具有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价值。

      (5)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的展开, 是对传统文化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的充分肯定。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展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但影响范围有限。 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了国家行政工作范围,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从此步入快车道。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公约精神下,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了合法地位。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总则的第一条开宗明义:“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制定本法”。第二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界定,“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传统文化第一次在国家取得了法律地位, 是近代以来的巨大历史进步, 它标志着中国文化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每一次关于文化的讨论,都关涉传统文化的评估,而且都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关联, 都是政府与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学者是主要的推动者与代言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的建立, 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中国实践,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新环境下,对民族文化价值、意义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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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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