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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晖]越界: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大众化之路
  作者:毛巧晖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7-20 | 点击数:251
 

摘要:1958年新民歌运动,亦称为“大跃进民歌运动”、“文艺大跃进运动”,它由毛泽东发起,自上而下席卷全国,这一运动的参与人群、创作数量、创作速度都可说“史无前例”,堪称全民卷入文艺。在这一大众化运动中,民间文学出现了大繁荣,民歌带动了诗风的改变,打破了“民间艺人”与“作家”的阈限,新型的“农民诗人”成为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先锋”,他们与作家共同抒写新的政治生活与劳动生活,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目标受众”都发生了转换。民间文学这次进入主流的“越界”,使得民间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改变了其作为民众表达和交流思想情感的存在意义,而成为国家话语的反映与应对。但是在新民歌运动中,民歌与绘画、音乐的交融则是成功的,尤其是民歌与画作的结合,当时在农村形成了“壁画运动”,在全国影响极大,效果亦佳,并且影响持续至今,农民画成为当下民间文艺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这也与口头传统中“诗画合璧”的传承方式相契合。

关键词:新民歌运动;大众化;越界;民间文学价值;民间文学功能

作者简介:毛巧晖,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13CZW090)阶段性成果


  1958年新民歌运动,又被称为“大跃进民歌运动”或“文艺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倡议搜集民歌,他认为“民歌是中国诗的一条出路”。在随后的汉口会议和党的八届二次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到民歌搜集,他认为老民歌、新民歌都要搜集,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搜集办法。

  毛泽东三次会议讲话之后,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发动与组织民众写诗、作画。但是这场运动并没有持续很久,到1959年二三月间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表达了对“诗歌卫星”的不满。很快这场轰动一时的“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运动仓促落幕。

  对于这场自上而下,席卷全国的文艺运动,当今的文学界无法想象,尤其是诗歌边缘化的今天。从大跃进运动期间,研究者就已关注,进行了评论与研究,由于当时尚未进入历史的眼光,研究只能是即时性的,政治式的评价与歌颂。随着历史的车轮,这场运动烟消云散之后,文学史领域对其评价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占据主流的声音是:“质量低劣的,粗制滥造”“违背人民的意愿,应该否定”,基本是“大跃进”政策的产物,与真正的民间联系甚少,或者说民间缺席。第二个时期,进入21世纪,伴随着对1949-1966年文学的重新思考,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更多开始了理性反思,重视它在文学史进程中的意义,从文艺战略、现代性建构等视域将其回复到具体历史语境,阐述它的复杂性。

  相比于文学领域的研究与反思,后来这一运动在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则研究较少。目前所见研究主要有:高有鹏、孟芳《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刘锡诚《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1949—1966》、黄永林《20世纪中国文学对民间语言价值的发现与运用》、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等。民间文学领域当时的参与程度,与当下的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差距悬殊。其重要原因可能与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者观念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与主流文学史研究者观点相仿,即这次新民歌运动“民间”缺席,尤其是最后的结局,使得民粹主义走向极致,掀起了文化领域的大震动,研究者更多将其视为政治情境的一部分,对其历史进程与文化复杂性关注较少。

  一、数字中国:民间文学的大繁荣

  1958年中国各地到底搜集了多少民歌,有多少诗人,写了多少首诗,现在已没有准确数据,即使当时亦无法统计。以湖北红安为例,“一九五八年的上半年,红安县委对本县的民歌作过一次摸底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摸不清’,县摸不清区,区摸不清乡,乡摸不清社,连社也摸不清一个二十几户人家的生产队。”1958年,中国变成了“数字时代”。“我们这时代你用什么韵脚也表达不出来!……这是用数字写诗的时代,是用比例尺写诗的时代。”全国出现了“千人唱、万人和”的局面,参加者达上亿人,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加入其中。民歌进入了很多领域,从表达意见的大字报、意见簿到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种大会,它成为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在这一年,“说唱体”成为惹人注目的新文体。

  在民间文学领域,正如郭沫若所说“现在全国都在进行采风工作,每个县都有几千首乃至上万首,全国有一千多个县,那个数字是不得了的,恐怕要用亿为单位来计算,何况它还不断地在产生。所以全国究竟有多少民歌,实在很难估计。”天鹰在《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中也提到,内蒙古在半个多月时间里,“全区搜集了民歌三百一十三万多首,加上前一时期已搜集到的民歌六十多万首,共计搜集民歌三百七十九万多首”,其中包括蒙古族、汉族、回族、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朝鲜族等各民族的作品。各地都提出了相应的搜集方案与措施,以贵州省为例,民歌搜集通知具体如下:“一、希望各地宣传部门,文化普及机构抓紧这一工作,配合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单位,广泛宣传,组织人力,进行搜集。二、希望所有的上山下乡的干部、中小教员、民校或扫盲教员、业余文艺爱好者、在乡中学生以及广大农村知识青年都动起手来,人人搜集,不让民歌散失。三、希望各县文化馆、站帮助与指导全县所有的俱乐部、创作组进行收集,将自编的和社员编唱的民歌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编印。四、结合县、区、乡的各种工作会议,通过各种座谈会,会演大会,普遍进行宣传,并采用各种方法,鼓励与推动搜集工作。”各地还提出了搜集的目标。如内蒙古计划5年内搜集1000万首民歌,河北省委亦发起搜集“1000万首民歌的计划”,但仅保定一区就已完成任务。

  大量的民歌,来源于多样的民歌创作活动形式。在各级党委的组织下,全民进入了民歌创作与搜集的时代,具体而言,通过以下几种形式:(1)开辟诗歌创作园地,如陕西、河北、山西等地,县城设置诗亭,乡里建有诗宫,各个村社推出诗廊、诗台,各家各户门口挂着诗牌或墙上设有诗碑。这一方式给民众提供了创作的平台,正如当下的自媒体,“改写了生产、流通和消费共同构筑的文学场域”,民歌创作成为民众日常生活表达,他们在劳动中,对田里劳作有意见的就直接提出批评,“我的身体本不小,内有杂草比我好,又不扯来又不薅,叫我产量怎能高?”田头山歌木牌和田头竹筏到处皆是。(2)丰富多彩的民歌创作活动。各地开展多种样式的诗歌活动,如赛诗、民歌演唱赛会、诗歌擂台赛及展览等,其中赛诗会最有影响,它是民间歌会的移植与延续。比如在甘肃的莲花山花儿会,广西的对歌传统、云南诗歌会等,但是相比于传统歌会,新的诗歌比赛则是有组织,而且内容新颖,完全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契合。“赶诗街,诗兴浓,万首诗歌写不穷;社会主义大迈进,引吭高歌义气雄。”(第26页)全国各地的诗歌展览会,更是在各级政府组织下新诗歌的一次大汇演与大比拼。(3)组织活动。各地纷纷开创群众创作大会、群众文艺创作跃进大会、民间创作积极分子会议、青年民歌手大会、群众诗歌创作小组等,尤其诗歌创作小组,遍及全国,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湖北红安县,仅其一县“就有五百七十七个”创作小组。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积极组织与参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是当时全国性民间文学研究的组织与领导机构。从它成立就参与到民间文学刊物《民间文学集刊》《民间文学》等编辑与出版、民间文学搜集等工作。1958年,它更是积极参与到新民歌的搜集与研究工作。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搜集民歌》的社论,当天,《民间文学》编辑部就此问题与郭沫若对话,这篇采风刊发于4月21日《人民日报》。1958年4月26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民研会召开了民歌座谈会,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邀请了郭沫若、郑振铎、臧克家、老舍、赵树理、顾颉刚、阳翰生等首都文艺界人士,还有民研会林山、江橹、贾芝等参加,此外还有一位特殊人员——湖北红安宣传部长童杰,从他们的参会发言可以看到,首都文艺界人士更多是积极响应民歌搜集运动,民研会的人员则注重民歌搜集与选编的工作,而童杰则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红安搜集民歌的经验以及“写口号用诗歌,田间鼓动用诗歌,向群众宣传也用诗歌”的现状。从此次座谈会的人员、角色等可以看出,这是文艺界响应国家号召的“采风大动员”。其中民研会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1958年7月,民研会主持召开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召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歌手与民歌创作者谈民歌创作,于1959年编辑出版了《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等。当时的研究论著较多,如《论新民歌》《向民歌学习》《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等,民研会参与编撰的民歌集更是数不胜数,据王芳芳《1958:新民歌运动》一文统计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目中,各省市出版的民歌集302本,少数民族新民歌出版共计9种60本,不同领域出版的民歌集119本,共计481本。当然这与当时的统计数字相比还是极少数。“除了《红旗歌谣》,这年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还有《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这年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

  以上历史数字与民歌搜集、创作状况,在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史无前例,但是有关这场新民歌运动,研究者质疑较多,如民歌作者的身份、民歌的归属以及民歌的社会作用、民歌中“无民间”等。而这恰是这场民歌运动在思想史上的特殊性,也是它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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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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