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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聪聪]一个信阳村庄的饥荒记忆
  作者:梁聪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6-20 | 点击数:368
 

   •《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恋子树

  在“信阳事件”的发生地——罗山县春秋村,1959年过粮食关的时候没有饿死一个人,消息一经推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当地知名文化人士毕先生的热心帮助下,2017年 1月,我到该村做了为期5天的田野口述访谈,搜集当事人及其晚辈关于饥荒的记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农村通行吃大锅饭,农民的日常生活深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他们作为苦难的承受者却游离于主流叙事话语之外。所以正如郭于华教授一贯奉承的理念,我们要去倾听并记录下他们的讲述,为其生存作见证,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份有价值的史料。

  毕先生住在定远乡,我俩每天早上骑摩托车经15分钟车程来到村里做访谈。腊月十六这天早上,当我们看到竹竿河边正在举行的 “取水”仪式时,毕先生停车讲起了此地的丧葬习俗:人去世之后请道士做道场,“取水”意指取水井、池塘或河中之水,为逝者洗去尘世的利禄功名、荣辱败成。至取水处一路烟花、鞭炮不断,一次花费甚或万元。这成为一部分人财富的象征性表示,无形中也给相对穷苦的人家带来了面子上的压力。为此,一项主要针对婚丧的移风易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地方甚至出台了具体的考核指标。然而,“上正中歪下胡来”,出发点是好的的政策能否如其所愿赢得民心?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权力实践能否两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高丙中教授曾指出,民众的需求,国家体制对于需求的回应,以及回应中的调整是一个低冲突、低代价的互动模式。由此看来,“信阳事件”或许是个沉痛的教训,相应的,春秋村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在被问及过粮食关的经历时,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及时任大队支书的张道胜,“多亏了他!”另外,春秋大队还调了一万斤粮食给张湾大队,因此后者饿死的人数也相对较少。1962年,年仅38岁的张支书因杨梅疮去世,全大队男女老少以及张湾等周边大队的活命人自发前来送行。他的事迹包括但不限于1958年大炼钢铁,在全国“丰产不丰收”的形势下,他组织村民收粮归仓,并隐瞒了一部分粮食(当时称为“黑仓库”);在公社干部会议上他实事求是、不浮夸,请求少上交一点公粮;他以“万头猪场”名义少上交了一部分粮食(这些粮食没都给猪吃,也给人吃了);他还带领大伙儿在河边开垦荒地种南瓜等。如此,保证了社员一日三餐有饭吃。

  围绕着食物的获取与分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甚至改写了一部分人的命运。由于春秋村相对不缺少食物,未到结婚年龄的姑娘以及丈夫去世后的媳妇便出嫁或改嫁到春秋村,贫穷、大龄、身有残疾的男子都容易找到媳妇,半路夫妻“凑合”成新家以求有个活命,小孩儿一般也就随之改了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食物的稀缺,父母把好的口粮留给了孩子,自己吃稀、孩子吃稠,便有孩子落下了“(面)疙瘩”的小名儿。

  过粮食关时期,当地人还通过挖野菜、采野果配合充饥填肚子,其中有种食物叫作“浆果”,受访人称松鼠喜欢吃这个东西,野猪也吃,最后变成了人保命的食物。一天访谈结束后,与作方言转述的某大学生毕同学在路边转悠,寻找饥荒食物,路过一棵恋子树。这种树等来年春天长出新叶时,果子才会从枝头掉落,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恋子树”。不过这种果子有毒,不可食用,却被毕同学误认为是所谓的“浆果”。由此可见,代际之间对于“可吃”资源的地方性知识认知存在着差异与断裂。

  毕同学的奶奶是一位有着59年党龄、现年82岁的老党员,过粮食关时担任妇联队长,对此次采访尤为激动,不过大多数时间不得不转告老伴儿:“你说呀,我说不出来!”原因是2016年9月份老人因脑溢血住院三个月,现在表达能力严重衰退。儿媳妇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早来半年,老人什么都能给你讲清楚。”另外一位93岁的老奶奶因为听力障碍,其儿子也没有同意访谈。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的访谈对象正在逐渐减少。

  进村那一天是农历腊月十三,一位爷爷到信阳高铁站接儿媳妇和小孙子回老家过年。公交车上,爷爷对小孙子说:“就等你回家呢,等过年的时候把猪杀了。”小孙子回应到:“哦,那猪还能多活几天。”小孙子在北京念小学,“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爷爷大概不会向小孙子讲起、小孙子也无从得知爷爷那代人小时候的生死考验、妻离子别。信阳已不再是当时的信阳,信阳人也不仅仅是当时的信阳人,而关于食物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作者简介:梁聪聪,男,河南开封人,辽宁大学民俗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第1978期 - 第04版:副刊)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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