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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经典民俗学批评与发展
  作者:董晓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6-11 | 点击数:347
 

   摘要:20世纪的经典民俗学以本土民俗文本研究为主,强调科学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21世纪的民俗学肯定以往的成绩,但也对经典民俗学提出批评并加以发展,近年兴起的回顾方法论仍以本土民俗学为主线,但同时要求尊重文化多样性,开展自我与他者互动的整体性社会研究、文化研究和思想对话研究。有关回顾方法论的讨论带动了民间叙事学、民俗体裁学和民俗文化价值论的发展。

 
  关键词:经典民俗学;回顾方法论;社会研究;文化研究;思想对话研究

 
  20世纪被公认为有成就的民俗学研究已归入“经典民俗学”(Classical Folkloristics)的范畴,包括以阿尔奈(Antti Aarne)和劳里·航克(Lauri Honko)为代表的芬兰学派成果,以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和格林兄弟(Brother Grimm)为代表的德国学派成果,以史禄国(Y·M·Sokolov)、普罗普(Vladimir Propp)和麦列金斯基(Eleasar Meletinsky)为代表的俄国学派成果,等等。①他们的研究以本土民俗文本研究为主,强调科学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近年兴起的回顾方法论(retrospective methodology)仍以本土民俗学为主线,但也批评经典民俗学的不足,并从三方面对其加以发展:1)在领域上,促进民俗学研究从文本研究转向社会研究、文化研究和思想对话研究,带动了民间叙事学的发展;2)在特征上,将民俗学视为理论民俗学与经验民俗学的二元综合体,开辟了民俗体裁学的新领域;3)在学科上,将对民俗学的学术评价转为价值评价,由此赋予当代民俗学以国家优秀主体文化研究的理论定位。关注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发现当代民俗学的新走势。
 
  一、芬兰学派的新视野
 
  在回顾方法论的讨论中,芬兰学者依然活跃。与早期芬兰学派相比,后芬兰学派有了变化,当年芬兰学派引以为傲的故事分类法,已经被他们发展成为民间叙事学。安娜·列娜·茜卡拉(Anna-Leena Siikala)指出,民间叙事学(folkloristic narratology)放弃经典民俗学使用的狭义的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观念,不再给全世界讲故事,而是转向具体社会研究,选择“轻材料”,讨论口头故事和多介质民俗文本。②
 
  即便如此,芬兰学者也认为,芬兰学派与俄国的经典民俗学不同。在俄国,以普罗普为代表,他对经典民俗学的贡献很大,但他试图将意识形态学与历史学统一起来,更科学地解释民俗学,实际上又很难做到,因为意识形态学的建设对历史文化是有选择的,对那些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俗,往往要经过选择、淘汰或改造后才能利用,这样就对研究结论的正确性产生了影响。在后芬兰学派时期,芬兰民俗学者又遇到了哪些新问题呢?梯尤·雅格(Tiiu Jaago)《在搜集回忆中创造体裁》一文中指出,他们在使用经典民俗学时代搜集的资料时,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即当时收集和记录民俗资料的目标与当代民俗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不一致,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搜集的民俗资料,很多都是历史回忆资料,当代民俗学的研究能直接利用这些资料吗?他的看法是,当代民俗学者可以参考这些资料,但要把握三个要素:一是靠向劳里·航克提出的民俗体裁学(folkloristic theories of genre),③二是注意口头故事与书面故事文本的各自特殊性,三是考虑学者观念对搜集资料的影响,以及学者与讲述人的合作对资料搜集造成的影响。④今年看来,安娜·列娜·茜卡拉的“民间叙事学”和劳里·航克的“民俗体裁学”都是后芬兰学派的重要成果。
 
  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者劳特·塔尔卡(Lotte Tarkka)是继安娜·列娜·茜卡拉之后的佼佼者。她近年发表了《图片化的他者世界:口头诗学研究中的想象》一文,对经典民俗学的一些观点加以重新考量,而且比梯尤·雅格说得更透彻。她没有刻意回避芬兰学派与俄国经典民俗学都受到过意识形态学的影响,甚至连两国民俗学之间也有互相影响。其实,民俗学研究只要转向社会研究,就无法回避这种影响,刻意抹杀就是偏见。她研究的是意识形态学与民俗学互构的问题,不过她不讲宏论,而是从微观而核心的概念入手作分析。她指出,在经典民俗学的研究中,主要是在神话与史诗的研究中,惯用“想象”的概念,与此同时,经典民俗学者又大量使用图片或照片等做插图,演绎概念的意义。这种概念与图片相混合的阐述方法,对形成民俗学的内容和形式,乃至对研究结论,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还有,经典民俗学以研究本土的自我民俗为主,便容易认为“想象”和文本也都是自我的。但从回顾方法论的角度看,其实在自我的“想象”和文本中也有他者的因素,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是不能彻底撇清的。但两者有差异,差异就在于:经典民俗学者将他者世界定义为经验主义的范畴,于是对他者的知识和理解,包括他者的地形地貌、人口人种、社会制度和故事含义等,也都放到自我的经验范畴之外去思考。主张回顾方法论的学者认为,民俗的“想象”和文本都不是纯粹自发的产物,也不会凭空设置,而是被社会化的建构、文化化的沟通和话语化的关联的。劳特·塔尔卡主张重新评价神话和史诗是“想象”研究中的概念与图片混合化的做法,其观点大致有三:1)早期芬兰学派对“想象”的概念与插图,强调科学研究,使用书面语言写作,增强了研究结论一元化的倾向;2)用“想象”的概念和写作语言去呈现民俗的本质,帮助神话和史诗成为一种可沟通与可表达的独立文本,在文本与事实上与民俗体裁割裂开来;3)对“想象”和图像的本质研究,与“怪异的想象”文本相连,提供了一个对经验化的现实世界的解释模式,而解释又与日常民俗的价值脱节。⑤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回顾方法论的研究中,经验化的想象与理论化的想象已成为一套工具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对立,相反可以容纳他者、支撑多元。经典民俗学把经验化的“想象”当作自我研究的工具,回顾方法论并不排斥经验化的“想象”,不过同时也引入理论化的“想象”概念,这样扩大了民俗学必用的“想象”概念的阐释空间,搭建了自我和他者的对话式结构,能产生民俗学研究的新效果。这是一种新视野。它提醒民俗学者,“他者”与“自我”有矛盾,不可同化,但可以建设理性互视与信息依存的多元文化共存模式,帮助民俗学者像理性地容忍“自我”一样,理性地接受“他者”,摒弃经验化的“想象”对“自我”的无条件情感释放和对“他者”的非理智成见。
 
  后芬兰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可供我们借鉴,不过我们也要承认,关于经验化的“想象”和图片资料的研究方法,我国民俗学者已经比较熟悉。前人在传统国学和民俗文献的考论中,不乏使用这种方法。五四以后,我国民俗学者又吸收了外国民俗学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中国民俗学自己的研究方法,这种工作我们现在还在做。可是,道理是知道了,又如何具体操作呢?回顾方法论也有成果可用。近年来,在国际民俗学界,已经有民俗学者对经验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作二元综合体的研究,指出民俗文本如何构建了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精神世界。他们还将“对话”一词引入“想象”的概念,促进对民俗体裁系统作整体研究。
 
 
  二、国际民俗学的多元视野
 
  欧洲民俗学者概括当代国际民俗学发展的经验,重视民俗学与现代文化科学交叉发展的趋势,并予以总结,一个突出现象是对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对话思想的积极吸收。他们不再从民俗学看民俗学,而是从人类多元文化发展的视角看民俗学。现代文化科学研究深化了民俗学的探索,其中信仰叙事研究被频繁提到前沿平台上来。
 
  (一)意识形态学与民俗学的对话
 
  爱沙尼亚民俗学者于鲁·瓦尔克(lo Valk)在《19世纪爱沙尼亚的魔鬼和精灵世界:从基督教化到民俗化》中指出,在19世纪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对“魔鬼”撒旦的“想象”占据有意义的位置。在基督教的书面文本中,魔鬼是天庭的被驱逐者,其携带的邪恶概念是固定的,但它们又怎样变成民俗中的经验化文本呢?他谈到了下列变异过程:首先,魔鬼和他的同伴被边缘化;其次,魔鬼们连续出现在19世纪爱沙尼亚叙事文学中,被循环往复地讲述,本土化;再次,魔鬼故事的有些异文化转化为个人经历故事,借用了现实生活故事的情节单元,再演变为主人公冒险和计谋的故事,由此进入经验化“想象”的范畴。玛利特·特万琳娜·阿尔瓦莱兹(Maarit Tevanlinna Alvarez)指出⑥,民俗内部也有对话,要注意在多元文化世界中,不同文化怎样解释超自然的信仰,官方、宗教、哲学和自然科学怎样解释超自然现象?彼此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对这类问题也应该研究。
 
  (二)地方知识对话
 
  马蒂亚斯·恩格尔(Matthias Egeler)的《地方景观的记忆:以<《爱比加·萨伽》英雄传奇>研究为例反思地方性知识及其问题》,考察英雄史诗信仰者的定居点,进行GPS定位测量,对原住民和游客进行民俗学调查。他认为,对史诗的当代地方景观研究,无论是概论式的介绍,还是构建地方景观知识的某一方面,都在强调“地方景观”的功能,是将功能做中介,植入地方景观的“含义”,展现地方景观“记忆”仓库的价值。但民俗学者只要近距离观察这类地方景观的知识介绍,看它的故事原文,而不是一味专注于故事本文分析,就能发现,民俗学者对这种地方知识的传播与游客参观史诗景点的心理是一种幽默的关系,游客对英雄史诗给予另类的阐释。民俗学者用故事化的方法吸引观众,却丢掉了英雄史诗的核心类型。在当代地方知识的叙事文化(narrative culture)中,流动性成了反地方知识传承的操作。⑦
 
  另一个精彩个案研究出自波兰热舒夫大学(University of Rzeszów)的青年学者列斯杰科·哥阿尔德拉(Leszek Gardela),他对经典民俗学进行了更激烈的批评。经典民俗学著作谈到斯拉夫人的丧葬仪式都会提到波兰,认为波兰人恐惧墓穴中的死者,害怕葬姿不当会威胁生者的生存,于是就对死者施行二次葬,将死者的脸朝下,打桩、上枷、斩首、断腿、身体折叠、尸骨化灰等,让它们不能再返回生者的住地。从前学者将之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现代学者对此提出了别的很多问题,其中比较主要的是,让学者烦恼的葬姿现象是怎样在历史岁月中烙下印记的?为什么从前的学者会这样解释丧葬仪式?有没有可能在当代日常实践中发现类似的丧葬仪式,并从中找到古斯拉夫丧葬民俗的可视化痕迹?他通过考察波兰各地的考古发掘资料发现,从前经典民俗学的研究忽略了一些细节,就是死者墓穴中有大量的石头,石头压在死者的头部、胸部和腿部。民间解释是俯葬,其含义不是恐惧死者,而是恐惧死者的亡魂。俯葬是表示对死者的哀悼,使死者的亡魂能安处于墓穴之中。这些现代调查的结果与经典民俗学的解释是有差别的。他指出,波兰考古学家以往使用很少的民俗学资料去解释丧葬仪式,结果影响了研究的结论。⑧
 
  (三)民间文学的社会研究与文化研究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民俗学者劳特·塔尔卡的《口头诗学的互文性、修辞学与阐释学:存档口述资料的一种个案》很受关注。⑨她研究芬兰乡村和教区歌曲的曲目与互联网歌曲文本的重叠率,批评对互联网中出现的民俗文本作简单化分析的倾向,指出,把民俗现象的解释简单化,忽略民俗的多重意义,就会直接导致民俗研究与多元文化发展精神的背离。她所说的简单化方法,就是沿用经典民俗学的做法,直接从网络民俗文本中摘取民俗的原初要素,如经济地位或社会冲突等,为社会应用服务。她说,这类经典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失误在于,“文化现实并不是存在于文本的‘背后’或‘周围世界’的东西,文化现实是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产生的”。⑩她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民俗体裁的生产不仅是自我文化的生产,也可以理解为他者文化的生产。对民俗体裁的研究,应包括研究他者的文本、他者的歌手、他者的主体性和他者文化的上下文。他者民俗体裁的形式通过对话方式渗透到自我的民俗文本中,形成民俗学研究的新焦点。芬兰科学院学者弗洛格(Frog)认为,经典民俗学者认为已经很了解前现代化社会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学。他们对神话与神话学者的权威的假设,通常通过一个浪漫的研究设计,或者通过对理想中的传统社会期待的描述,或者通过一个或更多步骤,寻找远离我们的出生地和祖先的身份,去完成这项研究。但传统是变化的和连续的,传统的权威性与使用者的应用也转变得很快。正因为如此,回顾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能够发展我们的视角,帮助我们研究传统的维护、变化与快速蜕变的过程。
 
  结论
 
  回顾方法论是一种“方法”吗?显然不是。它是批评和发展经典民俗学的一种思潮,近年渐成国际民俗学的主流。它的着眼点不是个别学派的兴衰,也不限于以往我们所说的“反思”和“反观”,而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下整体突破以往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回顾方法论的学者认为,20世纪的民俗学是在一元文化观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在某种文化观看来要“反思”、“反观”和“批评”的方法,在另一种文化观看来却未必,在多元文化平等发展的时代更未必,而芬兰学派就败在一元,普罗普就失误在单一。我们在这里对它进行讨论,是看重它对待经典民俗学的整体思考、多元兼容和超越取向。
 
  注释:
 
  ①作者在撰写本文期间,曾获得芬兰、法国、俄国、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多国学者的帮助,主要有:芬兰赫尔辛基大学Lotte Tarkka教授、芬兰科学院Frog教授、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lo Valk教授、俄国彼得堡大学Yuri Berezkin教授、波兰热舒夫大学Leszek Gardela副教授、法国阿尔多瓦大学金丝燕教授和法国国家图书馆Romain Lifebver博士。特别感谢lo Valk教授在查阅、搜集和研究当代欧洲民俗学资料方面给予作者的支持,感谢Liilia女士协助复制学术资料。
 
  ②Anna-Leena Siikala,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of Oral Narrative,etc.in Lauri Honko&Anna-Leena Siikala ed.Study in Oral Narravive,Helsinki:Gummerus Kirjapaino oy Jyvaskyla,1989.Foreward,p.6.also see Anna-Leena Siikala,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of Oral Narrative,p.189.
 
  ③Lauri Honko,Folkloristic Theories of Genre,in Lauri Honko&Anna-Leena Siikala ed.Study in Oral Narravive,Helsinki:Gummerus Kirjapaino oy Jyvaskyla,198.p.13.
 
  ④Tiiu Jaago,Gener Creation whthin Memory Collection,in Aalter Lang&Kalevi Kull ed.Approaches to Culture Theory,Tartu: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2014.pp.284-285.
 
  ⑤William Doty,Mythography:The Study of Myths and Rituals.2nd edition.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0.p.40.
 
  ⑥Maarit Tevanlinna Alvarez,The Meaning of the Knowing Cobra,in University of Tartu’s ASTR A Project PER ASPERA,Tartu:2016,p5.
 
  ⑦Matthias Egeler,The Memory of Landscape:Place Lore and its Problems for Retrospective Approaches on the Example of Eyrbyggja Saga,in University of Tartu’s ASTR A Project PER ASPERA,Tartu:2016,p3.
 
  ⑧Leszek Gardela,Vampire Burials in Medieval Poland.:An Overview of Past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evaluations.In Lund Archaeological Review 2015,21,pp.107-126.
 
  ⑨⑩Lotte Tarkka,Intertextuality,Rhetoric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al Poetry:The Case of Archived Orality,in Pertti J.Anttonen and Reimun Kvideland,ed.Recent Issue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In Nordic Frontiers,Turku:Nordic Institute of Folklore,1993,pp.165-193.
 
(本文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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