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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概念反思
  作者:张小军 木合塔尔·阿皮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6-07 | 点击数:1013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民族志”这一中译名词及这一概念的理论反思,指出了“民族志”译法在学理上的不足,主张以“文化志”的译名取而代之。同时,反思了以往民族志研究方法论上的“文化”缺失,即缺乏对“文化”之“信息”本质的理解。这种缺失致使当今民族志在面对后现代理论的挑战中表现乏力甚至失语。本文从回归文化志,文化的真实与歧义性,互主体性与“文化的经验”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强调了在文化认知的基础上,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通过深入的田野工作和“互经验文化志”研究,能够不断揭示和呈现人类基于“互经验”之上的“文化的真实”。

  【关键词】:民族志 文化志 文化的真实 互主体性 文化的经验


  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民族志不仅是研究方法,也是理论载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人类学的挑战,传统民族志面临危机,田野中的研究主体被强调,田野和写作中的文学化倾向和文化创造愈加丰富。人类学家在大量涌入田野的新闻记者、撰稿人、旅游者面前逐渐失语,民族志本身的权威也在丧失。这些都对人类学家提出了质疑:民族志究竟还是不是我们的专业特长和理论赖以生长的土壤?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民族志的地位?

  本文通过对“民族志”的反思,指出三点传统民族志的理论误解和失解:第一,在中文语境中,民族志之“民族”译法存在不足,ethnography的合理译法应从“民族志”回归到“文化志”。第二,面对后现代理论对文化志方法论的挑战,传统民族志的问题是缺乏对“文化”之“信息”本质的理解。文化志作为“他者”的理解,必然具有歧义性和部分的真实,而这恰恰就是一种“文化的真实”。第三,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是彼此间“文化的经验”沟通,它必然导致研究者和当事人彼此之间的有限度理解,形成所谓的“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问题。从“经验”的角度看,经验是文化的,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沟通的桥梁,两者共同产生“意义”。因此,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是文化经验的原则,应该在对经验的深入理解下促进“互经验文化志”(inter-experience ethnography)的研究。

  一、从“民族志”回归“文化志

  民族志对于人类学极为重要。格尔兹(C.Geertz)曾经这样描述民族志在人类学中的位置:“如果你想理解一门科学是什么,你首先应该观察的,不是这门学科的理论和发现,当然更不是它的辩护士说了些什么,你应该观察这门学科的实践者们在做些什么。在人类学或至少社会人类学领域内,实践者们所做的,就是民族志。”1在此意义上,文化志是人类学的翅膀,没有这一翅膀,人类学就无法翱翔。理解文化志等于理解人类学,然而目前在对文化志的理解中,存在很多误解和失解,特别是在中国本土人类学学术语境中的“民族志”,译法存在学理上的不足。笔者以为,以往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文化”缺失,即缺乏对“文化”之“信息”本质的理解,因而在面对后现代理论的挑战中表现乏力甚至失语。

  早期北美的文化志开始于对印第安人的研究。泊维尔(John Wesley Powell)于1879年创立了美国民种学办公署(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首先在政府中建立了人类学的专门机构。作为地质学家,他是美国地质学测量的开创者,同时也进行文化志和语言学的研究,其对墨西哥北部印第安人语言的分类沿用至今。21883年,博厄斯(F.Boas)开始印第安人的文化志研究,“文化”成为其核心概念。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研究是一个建立文化理论的经典文化志过程,博厄斯把记录和分析当地人语言作为文化志工作的中心任务。当时文化志研究尚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亦缺乏坚实的数据基础。人类学家建立理论的依据多是二手的旅行者游记、传教士的报告等,以此来发现人类在文化进化、文化类型等方面的理论。博厄斯对此提出了批评,此外,还以文化相对论的理论来批判文化进化论。这些理论将“文化”概念置于人类学的统治地位。博厄斯习物理学出身并获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使他希望使用可信的材料和细致的推理进行研究。他的努力使得文化志资料的收集空前丰富,人类学也第一次有了自己坚固的经验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转变,人类学在20世纪早期开始成为一门科学,博厄斯因此被称为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而当时所谓的“民族志”,就是印第安人的文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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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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