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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东伟]端午节“恶月恶日”的流衍及其影响
  作者:梅东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5-28 | 点击数:165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76个项目中,“端午节”赫然在列,中国新闻网称:“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迄今已有二千五百馀年历史。由祛毒避邪的节令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2009年10月13日)道出了端午节的“邪”“毒”本源,这一本源内涵贯穿端午节发展始终,并与各类节俗活动、观念相联系。

      端午节俗称“恶月恶日”,但“恶”的初意应指仲夏炎热或湿热之毒,乃是自然环境条件所致,并与天体信仰有一定的联系。顾炎武云:“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73页)民众对天文的熟知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相适应,《礼记》载:“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亢为疏庙,主疾。”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玄戈》载:“五月东井,七星大凶,胃、参致死。”(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188页)仲夏之月的天象昭示着这是个疾病多发的时节,它折射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感受。那么,此时社会环境条件如何?人们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行为呢?《夏小正》反映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候,其载:“蓄兰。为沐浴也。”(《大戴礼记解诂》)其佚文云:“此日(指仲夏之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75页)夏历五月,大约在阳历的六月,正值炎热的天气。据研究,夏商时期的五月更为炎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大量的热带动物,如大象、貘和水牛,是中国的第一个温暖期,气候十分湿热(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所谓的“毒气”正是湿热之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云:“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太阳火气,常为毒螫。”(《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949页)“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同上)似乎太阳是万“毒”之源,可见人们对炎热危害的认识。而土地燥湿的差异会生成不同类型的毒物,如生于湿热之地的蝮、蛇之类和燥热之地的蜂、虿之类。气候环境的湿热和由此滋生的各种瘟病、毒虫严重危害了人体的健康,才使民众视之为“毒”。这应是“恶月恶日”的最初含义。

      随着阴阳观念的产生和社会的发展,端午节中的“恶”与阴阳观念相结合,被解释为阴阳相争带来的不安宁。《夏小正》对五月的记述并未明显涉及阴阳观念,但战国时期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恶月”的记述变化为:“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106页)汉代以后的端午节融合了五月“恶月”信仰和夏至节气的相关礼俗、观念,节日时间也由原来五月“午日”而确定为五月五日。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端午民俗观念和事象的解释仍带有浓厚的阴阳色彩,如《论衡》对“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解释:“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此月)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论衡校释》,979页)如《风土记》对粽子的解释:“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未分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太平御览》卷三一)人们对端午“恶”的理解也随之变化,或归之于“盛阳”,如上述五月生子不举的解释;但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将其视为“阴”性,这与阴阳家对阴、阳的定位有关,董仲舒云:“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贵阳而贱阴也。”(《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395页),“恶之属尽归为阴,善之属尽归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春秋繁露》,398页)与之相应,构成端午节俗的重要元素如雄黄、菖蒲、艾草、粽子和竞渡等,也都具有“扶阳抑阴”的性质。

      另一方面,“恶月恶日”中“恶”的所指也日益广泛和衍化开来,除了上述因湿热环境而流行的各种病毒、疫疠和以蟾蜍、蝎子、壁虎、蛇和蜈蚣等“五毒”为代表的各种毒虫,还包括各种鬼祟、灵怪之类以及其他种种“不祥”之物。

      首先,在后世的传承中,人们将鬼祟灵怪与端午节之“恶”联系起来。《后汉书》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即桃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后汉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65,3122页)桃符是克制鬼祟的法物。《清嘉录》提到:“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还有文献提到民众于端午节悬钟馗像以驱鬼祟。一些地方志则叙及了端午节间民众以各类形式“遣送”瘟神、邪魅的习俗,江绍原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列举了多个这样的例子,如岳州府“端午罢市竞渡,以为禳灾疾病——就水际设盘祀神,酒肉犒鼓櫂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如新兴县“端午各就其近属神祠,鼓吹迎导,巡麻人家;师巫法水贴符,驱逐邪魅”。如怀宁县“日晡时妇人以水浸残花掷街头,云送赤眼神”(王文宝、江小蕙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13-216页)。有些记载则将端午节与水中神怪为恶相联系①,如吴均《续齐谐记》中所说,五月五日在投水粽子上附上楝叶和彩丝以防止蛟龙为恶(参《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08页)。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端午之“恶”则形象化为各种“妖兵妖将”,如河湟地区藏族的《“俄哇伊”节传说》中,五月五日为恶的是从魔宫里走出的魔王和他的妖兵妖将。

      其次,民众还将端午之“恶”与兵祸相联系,《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以避五兵。令人不病瘟。”注者解释“避兵”为“俗谓可避兵鬼之气”。这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民众对兵祸的恐惧与无奈,这种心态和“兵鬼之气”则在后世转化为形象的端午节传说表达出来,如河南民间故事中的《插艾》。当然,更多的是各类禁忌避讳背后种种神秘和令人戒惧的“不祥”,如民众对“五月五日生子”和“五月五日曝床荐席”之类事项的忌讳,其实隐藏着民众对于这一特定时间背后某种神秘因素的深刻戒惧②。

      最后,端午节“恶”观念的发展与流衍又使其走向了人伦化,与人性本身联系起来,它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有关,并通过民间叙事和文人叙事鲜明地呈现出来。西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再加上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使端午节在整体上带有了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恶月恶日”观念的人伦化趋向是与端午节的这一变化相一致的。《史记·孟尝君列传》是较早在端午节“恶日”观念中注入人伦色彩的文人叙事,在司马迁的笔下,围绕五月五日出生的孟尝君,使夫妻、父子和母子关系经历了一番考验。文学也是人学,端午之“恶”的人伦化在小说叙事中得到了十分形象的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叙事中,端午节出生者的“恶”妨害他人这一观念也有了变化,有时这种“恶”表现为本人命运的不济,如宋元话本《陈可常端阳仙化》,文中颇有才华的书生陈可常生于端午,出家于端午,获罪于端午,自伤命运不济,于端午坐化而逝。辽人王鼎的《焚椒录》叙述辽懿德皇后生于五月五日,其父谓其母“此女大贵而不得令终。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将复奈何”(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宋元卷),中华书局,1995,584页)。小说中,懿德皇后贤良淑德,但为人所诬,终被皇帝赐死,结局之惨让人扼腕。又如《金瓶梅》中的韩爱姐生于端午,未妨碍其父母,而自身命运却是悲惨的。在另外一些小说中,叙述者会将端午之恶与人性相联系,如淫恶,《刎颈鸳鸯会》中,蒋淑珍不顾性命之忧在端午之夜与朱秉中肆意偷情;《金瓶梅》第六回中,端午之日潘金莲与西门庆云雨终日;《鸳鸯针》第三回中,齐氏、尤氏与奸夫王二疯狂淫媾。如奸恶,《警世通言》之《况太守断死孩儿》中,恶棍支助于端午日挑唆蠢仆诱奸其贞节主母;《林兰香》第四十一回中,嫉妒的任香儿企图以毒粽毒杀春畹,等等。

      “恶月恶日”观念更为广泛的影响是促进了各类端午节俗生活的形成与传播。民俗是传承性的、模式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是民众应对各种社会生活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基本的和传统的方式。对端午节而言,各类节俗事项与活动主要围绕祛毒辟邪展开,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之间,这些应对性的节俗方式也有差异。从历史上来看,最初人们应对“恶月”的方式主要是蓄药、采药、沐浴和“静处”。以药物和沐浴祛除“恶气”的方式在《夏小正》中有明确记述;而《吕氏春秋》中则强调“静处”的方式:“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勿躁,止声色,无或进,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先秦以后,蓄药、采药的方式被保留下来,如采菖蒲、系五色丝等成为南北共享的习俗,以药汤沐浴的方式在后来的文献中也有记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99页),且至今尚存于广东、湖南、广西等地。但“静处”的方式少有人述及,相反,魏晋以后,长江流域的“竞渡”,北方社会的射柳、骑马和登高,这类“运动”的方式逐渐成为南北端午避恶、驱恶习俗的主流。《荆楚岁时记》较早记录了长江流域的端午“竞渡”活动,其后记述代代有之,如明代的《武陵竞渡略》等。而传统以药物辟邪的方式则在普遍的区域内流传开来,从利用这些药物的性质角度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重其医药学性质,旨在祛除那些季节性的疫病或应时而生的毒虫蚊蝇之类,端午节俗的重要元素如艾蒿、菖蒲和雄黄等都是中医上常用的药物。另一类是带有宗教性、巫术性的,古代社会巫、医不分,一些祛病的良药也是巫术仪式中驱除邪魅的法物,如人们将艾草做成艾人、艾虎和天师艾之类的形状,将菖蒲制为剑的形状(称作“蒲剑”),用以驱鬼辟邪,这便带有了法物的性质。如南宋临安的民众会在端午节“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东京梦华录》)。在民间信仰、宗教的影响下,民众还会以专门的法物来驱鬼、驱邪,这类法物主要是各类符图和各种五色丝、五色缕之类,如南宋杭州端午时诸宫观会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橘等送馈贵宦之家”(《东京梦华录》),而一些唯利是图的商贩则制作符图之类兜售,《燕京岁时记》云:“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辟祟恶。”

      从民俗学角度而言,民间传说也是节日风俗的一部分,作为传统社会的大节,端午习俗丰富,形成了庞大的“民间传说故事群”(萧放《端午民间文学的形态及其文化功能》,《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端午节物习俗传说,它围绕端午节“避忌”主题构筑故事,形成了“端午节挂艾型”故事,如河南的《插艾》,叙述唐末黄巢起义,百姓传说黄巢青面獠牙,狰狞滥杀。黄巢带义军至邓州城外时,见百姓携老扶幼涌向城外,便向一妇女询问情况,得知情形后,黄巢从路边薅了两棵艾草交给妇女,并让她暗中带话给城中穷苦百姓,将艾草插在门上,就会平安;当晚城中穷人们都在门上插艾。次日即端午,黄巢攻下邓州,进入城中,杀富济贫。从此每逢端午,邓州百姓便在门上插艾(参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研究组编《河南民间故事》(增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1982)。这类故事还有湖北的《插艾免灾星的来历》、江西的《端午插青的传说》、满族《插艾蒿的来历》和仡佬族《端午节挂艾的来历》等。传说故事在形象展示端午“避忌”的同时,也使端午“恶月恶日”的观念渗透了浓厚的人伦色彩。

      上面我们论述了“恶月恶日”观念的种种表现和人们的习俗应对,但实际上,这一观念在端午节的发展中是逐步淡化的。东汉时代,人们就对端午辟邪习俗有所质疑,如东汉的应劭、王充也不以端午节某些禁忌、忌讳为然。汉魏以后,屈原、伍子胥和曹娥等忠孝人物传说与端午节密切联系,使之融入了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内涵,它较“恶月恶日”的观念更适合传统意识形态,易为大众接受。而端午节庆化和娱乐化的发展趋向,也使“恶月恶日”的本源为人们所淡忘,唐高宗向许敬宗问询:“五月五日,元为何事?”许以《续齐谐志》中的相关记载作答;高宗还对“五色丝可以续命”的说法表示疑惑(参《唐会要》卷二九)。皇帝、高官尚如此,普通百姓对端午节源起的隔膜可想而知。而与此并行的是日趋热闹的节庆活动,如竞渡。至隋唐时期,端午节已经被人们视为良辰佳节,不再是“恶月恶日”,虽然相关的禁忌和应对习俗依然流行。从清末至当代,作为传统节日体系一部分的端午节虽然传承下来,但现代医学与科学的发展,更使“恶”这一观念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端午节及其习俗背后“恶”的观念也便不为民众所闻了。
     

      注释:

      ①宋亦箫、刘琴《端午节俗起源新探》(《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认为,这类水神、水怪实际上也是死神。
      ②《风俗通义·佚文》引《异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起于此。”又:“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脱上屋,见影,魂便亡。”(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565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本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5期“民俗志”栏目)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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