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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运华]民间游戏:学术定位与生命活体
  作者:邱运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5-07 | 点击数:402
 

  一、民间游戏与日常生活

  民间游戏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系统里都是一个丰富宝库,不断被发掘出来,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内容。如同其他文化样式一样,民间游戏也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根据一个民族和一个区域的生活内容发生的频率,我把它分为两个组成部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指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民众生活的常态,其内容发生的频率基本上呈均匀状态,大抵包括经济生产、衣食住行的领域;非日常生活指它的特殊内容,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特定事件里出现的内容,例如,婚丧嫁娶、宗教祭祀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特殊区域的民众,往往在非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表现出非常具有个性的特质,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引发重大研究成果,而日常生活状态,则往往平淡无奇,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但一个民族也好,一个特定区域的民众也好,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属于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创造能力等,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习性,也决定了他们的生命持久性。民间游戏则常驻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借助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西方学术界对热带民族和部落的神话、仪式和宗教祭祀更为关注,而在相当程度上疏忽了对发达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下民间游戏的关注,似乎这一领域缺乏文化意味。以处在原始发展阶段民族的“非日常状态”的生活场景,研究人类活动的共同发展规律,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巨著《金枝》,就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将大量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如圣塞开尔的黑色弥撒、西西里农民因为圣人们没有尽早结束旱灾而惩罚圣人、西比尔圣殿的牧师在自己身上割开口子把血溅到圣坛上等,用这些有关灵魂观念、自然崇拜、神的死而复生是巫术、禁忌等丰富的资料,抽绎出一整套严密的体系,揭示人类的文化中集体行为的构成因素和意义。非日常生活状态下的仪式研究,对于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点的确非常重要,像一把钥匙开启了许多未解的神秘之门,同时也为打开其他许多神秘之门提供了帮助,但是,日常生活之中的内容呢?中国学术界经过多年的努力收集、整理了《中国民间游戏总汇》[1]一书,使得学术界能够有机会总览中国民间的游戏,并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该书把中国民间流传至今的民间游戏分为棋牌、语言文字、角力、跑跳、手工制作、表演、球类和综合八类,收集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民间游戏数千种,其建立的初步体系和详细的材料,为民间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

  二、民间游戏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在我们宽阔的文化研究世界,如何定位民间游戏?这是研究民间文化过程中首先遇见的问题。因为民间游戏存在于自原始社会形态到工业文明全过程,也处在民间日常生活文化的最基层,是民间日常生活里最基础和最大众的文化现象。

  民间游戏相当复杂。我们所说的民间游戏,有脱胎于古代民族、部落生产和劳动技艺的,例如,射箭、骑术等,也有是社会形态发展到相当成熟时期产生的游戏,例如,麻将、猜拳、酒令、字谜等,还有衍生于宗教禁忌、民间信仰等。以往,西方学术界沿袭亚里士多德的“游戏说”观点,把游戏统称为精力剩余和休闲的活动,一直到康德和席勒,都持这一观点。不过,可以看出,他们之说的游戏,可能仅仅指艺术类游戏和体育类游戏,而非射箭、骑术这类明显有劳动技艺性质的游戏。

  按照文化研究对象的层次,我们一般把研究对象区分为物质形态的文化和思想精神文化,而在其中间层次的,我们一般把它称为“非物质文化”形态的文化领域,不过这个称谓有若干含糊之处。所谓“非物质文化”毕竟仍然属于“物质形态”荷载着“非物质形态”,具有跨界性,犹如佛教里既非成佛、又非凡人的层次。在民间文化领域,很多民间习俗,例如,节日、节气和游戏,就属于这个层次。而非物质文化领域所指称的对象,其实是物质文化形态与非物质文化因素的结合,例如,目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目录里的项目(木版年画、蓝印花布、金陵刻经等),都是文化的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结合。民间游戏就其在文化现象体系里的位置,也应当定位在这个层次。较之于物质文化而言,它具有明显的技艺、情感、规范等超越物质形态的东西;较之于思想精神文化,它具有明显的依赖于日常生活物质形态的性质。

  学术界对民间游戏的性质和身份的研究,尚在初步阶段。一般研究范式,是把它置放在两种学术视野下,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游戏和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形态的游戏。这两种研究范式有相通之处,但是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游戏属于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于把对象文本化。民间游戏作为一个文本具有层次性、互文性特征,即民间游戏作为一个独立文本之表层的娱乐层面与深层的文化层面;娱乐层面经常表现为游戏行为的程序、技巧、结构等,而文化层面则蕴含在游戏生成的历史积淀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层面渐渐淡漠了、远逝了,留存下来的仅仅是娱乐层面的形式,而这形式却具有沉甸甸的内容。民间游戏的互文性源自它的区域特征,即民间游戏在其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地域变化、不同地域之间习俗差异等原因,在规则、程序和技巧方面发生了若干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玩法,成为同一种游戏文本的不同版本,但仍然属于同一种游戏,作为同源文本的变异而流行。这是民间游戏之区别现代游戏的重要特点,也是民间文化研究的基本特点。因此,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民间游戏研究需要借助于文本理论,属于文本研究范畴。

  但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游戏则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它紧密地联系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把研究对象置放在社会现象系列上,把研究对象定位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系列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游戏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就处于一种派生和被决定的地位,即民间游戏总体上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条件所决定,民间游戏作为一种与区域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着的民间习俗文化现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其生成的区域内更为基础的、更具有支配性质的力量的派生物,因而,它的地位决定了其内容、性质、功能、影响等其他因素。因此,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民间游戏研究方法,须借助社会学研究方法。

  三、如何看待民间游戏

  民间游戏无论作为人文科学对象还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都需要有发生学基础,也就是说,必须回答民间游戏是如何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仍然纠缠在功利性与实用性的争论之中。实际上,只要认识到民间游戏中,既有与一个民族发展相伴而来的,也有在民族成长成熟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那么,结论就非常清晰:民间游戏具有发生的多元性。从观念上一概而论,说民间游戏是非功利的或者纯粹属于功利性质的,两种观点都难以成立,只有具体到某一种民间游戏,才能够说清楚,所谓实事求是方可。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游戏是劳动之余的休息和娱乐消遣。这个观点影响深远,几成定论。康德说,游戏是与劳动相对立的自由活动;席勒的游戏是剩余生命的刺激观点等,即是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启蒙时期的回响。中国学者们基本上在延续亚氏、席勒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的第三封信里,集中论述了游戏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切原始民族或部落的游戏都起源于劳动的观点,用以批评德国学者卡尔·毕歇尔(1847—1930)提出的“游戏先于劳动,而艺术先于有用物品的生产”观点,以及斯宾塞的“游戏最主要特征是:它对于维持生活所必须的活动过程没有直接的帮助。游戏者的活动并不追求一定的功利目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在辨析西方理论家的观点之后提出:“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2]应该承认,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游戏”这一概念具有现实针对性,是面对工业文明发展起来后的西欧社会存在的游戏而言的,正如马克思批评古典经济学家所构想的“人类”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本身一样,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游戏”也仅仅局限在17—19世纪资产阶级发展时代的“精力剩余时期的游戏”。历史唯物主义地阐释“游戏”的发生发展内涵,是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完成的。

  但是,在民间游戏发生的问题上,与其简单地断言或起源于劳动,或起源于精力过剩的娱乐,不如更加细致地区分民间游戏这个具体世界的产生格局。中国民间游戏自原始社会到近代工业文明,一直都在不间断产生出来,一些种类也在不断消失,这个事实决定了民间游戏的多样性质。例如,汉族自古就有的“踏歌”,但凡聚会节庆都在汉族民间存在,自元代后就消失了;例如,围棋作为一种游戏,其起源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故事;著名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在《中的精神》提到:“棋起源于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我认为在没有文字的年代,棋盘和棋子是用来观测天文,占卜阴阳的工具。”无论是以围棋来教子启蒙,还是来观测天文、占卜阴阳,都属于功利性质。而同样作为棋牌类的麻将牌,是由明末盛行的马吊牌、纸牌发展、演变而来的。而马吊牌、纸牌等娱乐游戏,又都与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娱乐游戏——博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血缘”关系。现在流行的棋、牌等博弈戏娱,无不是在博戏的基础上发展、派生、演变而来的。成熟的麻将先是皇家和王公贵胄的游戏,逐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在民间文化丰富成型的基础上,到清朝中叶基本定型。可以看出,无论是麻将的“史前史”还是麻将本身,都与劳动本身无关。在棋牌类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其他民间游戏内部的情况也是这样。起源于功利目的和非功利目的,起源于劳动或源于纯粹娱乐,都存在着。

  但是,无论其起源如何,作为一定区域内的民间游戏,一旦被民间使用,便逐渐具有了功利目的,或者作为消遣娱乐、博彩,或者作为儿童益智、锻炼协调能力,或者作为劳动前的训练。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游戏被纳入一定区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体系之中,与物质生产(例如,谷物等,关涉到个体生命的生存)、意识形态系统生产(例如,文学、艺术等,关涉到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建构)构成一定关联,成为物质生产与精神思想之间的中间地带。它关涉到一定区域、阶层、人群日常生活和民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游戏对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建构价值。

  四、民间游戏活在民间日常生活之中

  民间游戏活在民间生活之中,特别是活在民间日常生活之中。民间日常生活是民间游戏的土壤。有了这个土壤,民间游戏能够活态传承;而离开这个土壤,民间游戏就避免不了变异甚至失传的命运。

  所谓“民间日常生活”,指区别于以一个时代的政治活动、历史重大事件为中心描述的生活状态;它处在影响时代和社会变革的政治生活的底层,基本不受上述变革的影响。民间日常生活也是社会性的,不过,它以自然区域、经济生产、民族、家族、宗祠、习俗、传统节日等为社会范围,遥望着政治风云和历史变化大事件。所谓文化,其中意思之一乃是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直至民间日常生活本身。在这个文化层面,保持着与民间文学艺术基本一致的恒定性。倘若不处在政治事件发生的中心地区,它千年变化难以觉察;即使处在政治事件和历史变革的中心,它也匍匐在底层,隐藏着“化石般的身躯”,尽量维持着生态原貌。之所以说,民间游戏生存在民间日常生活之中,乃是看到它源自这一生活方式,以维持这一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技能、情感、智慧、交流方式等为依归。离开这一生活,民间游戏就会发生变异,原先孕育其中的文化功能、习俗和仪式,就会隐身,而活动本身就演变成为另一语境下的纯粹技巧。例如,土家族地方舞蹈游戏肉连响,原称泥神道,是旧社会穷人乞讨的一种方式。乞讨人赤裸上身,身上涂满污泥,双手在拍打身体,使得污泥四溅。乞讨人走到哪一家,哪一家就得施舍。这个表演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也有观赏性。乞讨人的拍打、嘴里哼着节奏、跳舞满头大汗,把秧歌、杂耍、跳丧舞、连厢等民间舞蹈融为一体,通过拍击肩、臂、额、肘、胯、腿、脚等部位,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但是,解放后,随着农民生活改善,乞讨这一群体逐渐消失了,肉连响就演变成纯粹的游戏形式,供乡下群众娱乐了。再例如,流行于渤海北塘河口的游戏跑火把,孕育在老一辈渔民除夕夜手持火把,围着庙宇奔跑、寻求灵气,再带回到自家渔船,这一游戏后来演变成为青少年在奔跑中锻炼体魄、寄托理想的游戏活动。因为失去民间日常生活土壤而失传的游戏,就更多了。

  活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是民间游戏能够传承的前提,但并非离开这一土壤就必然失传。假如这样,源自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民间游戏就没有传承的可能了。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民间游戏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其程序、技巧和荷载着的习俗文化呈现着逐次剥离的过程,最先剥离的是民俗文化内容,其次才是技巧,最终是程序失传导致整个游戏失传。民俗文化内容隐身或失传,还可以保持传承,例如,围棋、象棋、肉连响和跑火把;历史文化内容被压抑,也在传承,例如,博彩类游戏麻将、宗教祭祀性游戏,都是如此。那些最终失传的,就是玩法失传,即程序和技法失传。因此,很多民间游戏的生存窍门是舍弃民俗文化内容,保留技法和程序,这样,就完成了民间游戏向现代生活的妥协,蜕变为现代体育。现代民族的马术、射箭、游泳、摔跤、拳击等,都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游戏作为在场的或隐身的民间文化的荷载者,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格局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民间游戏的文化隐身特征,为中华文化传承战略带来了恰当的方式。实际上,无论是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还是传播中华文化,仅仅依靠语言、文字媒介,是不够的,甚至难以见效;最为直接和便捷地沟通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区域的人民,唯有游戏艺术,而游戏艺术之中,民间艺术由于诉及人类普遍的日常生活、借助最简单的物质材料、采用最共同的朴素手法、表达最基本的理想和情感,因而,最能够直接为各民族和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所理解、所接受;而民间游戏则因其文化元素的不在场或隐身,获得了非常广阔的施展身手的空间,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价值。

  钟敬文先生曾经提出“三层文化”观点:“中国的文化,基本上可区分为三个层次,即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也可以简化为两个层次,即把中、下层合而为一……三层文化的拥有者,由于他们的出身、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等的不同,各自形成了自己群体的文化。彼此在性质、形态和功能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与其他层次相互区别。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联系、互相渗透。”[3]据钟老的理论,“下层文化”显然建立在民间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而下层文化的另一部分,即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内的非日常生活部分(例如,宗教祭祀、节日和婚丧嫁娶等内容),则可能是上下层文化的拥有者共享的部分。钟老指出不同层次文化拥有者由于出身、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等不同而呈现各自群体的文化,在性质、形态和功能上各自区别,特别指出,它们也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这个“联系”和“渗透”表现在价值体系上,则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内民众共享的部分,是具有全民性的部分。钟老的三层文化提法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理解民间文化的存在规律,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需要特别强调,民间游戏不仅深受民间日常生活制约和影响,也与上层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上层文化对于民间游戏的生产、传播和改造发生了复杂多样的影响。认真研究民间游戏及其现代传承规律,对于我们有效传承和拓展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注释:

  [1]林继富主编:《中国民间游戏总汇》(八卷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2]转引自[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1、83、106页。

  [3]钟敬文:《致西山国际会议》,参见钟敬文:《谈谈民族的下层文化》,载《群言》1986年11月。

(本文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3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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