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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记忆:在嘉兴船民的口述史中,寻找对民间生活的敬意
  作者:黄蕙昭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1-18 | 点击数:290
 

  “这船工的日子啊,就和水一样,流着流着就过了一辈子。”在访谈中张继亭这么回忆他的一生,“别看我现在86岁了,但是我身体还好,脑子也清楚,再过几年,那些运河航运的事就没人知道了。”

  从抗战,新中国成立,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他在运河水上起起伏伏的一生被记录在《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里。1月15日,本书首发式在清华大学甲所会议室举行,这本包含着45位被访者对运河与舟船生涯记忆的实录,向我们勾勒出“船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百态。

  《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首发座谈会现场。

  建桥梁者: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运河抱城,八水汇聚”,在嘉兴这座被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对水和亲近和对船的依赖造就了嘉兴船民这一在运河江南水系乃至整个运河流域都颇具典型性与代表性的船民群体。“天下第一苦——摇船,打铁,磨豆腐”,长年累月漂泊水上讨生活的人们在承受陆上居民所难以理解的艰辛的同时,也创造出独特的行业文化与劳动记忆。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运河作为物质遗产的意义被肯定之时,其文化价值也日渐受到重视。“将运河比作一幅长卷国画,运河人民的生活构成了画中必不可少的细节”,《运河记忆》一书主编金琴龙这么形容,而为运河船民撰史、立传,正是期望展现运河水所滋养的文化与日常。

  但这撰史与立传的过程,却始终与一种迫切性相随。划桨、摇橹、撑篙、扯帆、拉纤等行船技能,随着机器动力的出现与进步渐行渐远;而由于淡水养殖业的扩张与水环境的恶化,渔民从捕鱼转向养鱼,诸多精细而珍贵的传统捕捞技能也在面临着失传的窘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穿行在运河的罱河泥船、粪船,如今更是难觅踪影。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行业技能和劳作方式的衰退,更是保有这些记忆的整个群体的边缘化。金琴龙在介绍本书编纂状况时谈及,大部分船民已经不操旧业,上岸定居,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人年事已高。船民口述生活实录初稿文字尚在整理中,就已经有至少两位接受访谈的老船民过世。对消逝的慨叹与遗憾,不仅发自参与访谈的研究者口中,也真实地呈现在结束了船上生活的老船工的叹息里:

  每当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了子女不再像我那样受苦,都把他们送进了城里,可这样一来,我们潘家四代捕鱼的事业也就从我的手里断了代,想想有点对不起祖宗。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还不对?

  老船工“对不起祖宗”的苦恼,更凸显了我们的历史责任。“抢救性的工作”一词,出现在朝戈金、陈岗龙、陈泳超等多位与会学者对本书的评论中。当现代化的进程使得生活方式的改变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关注文化记忆、保存文化现象的任务便更显其急迫。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以日本学界对沿海渔民生活史的记录为例,强调了通过尽可能详尽和广泛的档案保留、还原细节的重要性,并再次肯定本书对草根生存方式与文化智慧的细致关注。在他看来,对下层百姓和边缘群体口述史撰写过程中最重要的,在于“对民间生活怀有敬意和谦恭的心态”。

  “其实何止船民,我们国家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其中的大多数也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被时代抛在身后,无法真正与这个时代对话。还有更多的未被认定的默默无闻的人,他们来自旧的生活,旧的行业,身上有旧的传统,旧的操守,他们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被社会发展的洪流冲刷到了边缘地带。我深切地感到时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劈开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我们是一群不自量力的人,干着在鸿沟上架设桥梁的工作。”金琴龙在谈话末尾感叹。

  晚清浙江境内中国大运河上的小船。姚涌进摄

  从庙堂到草根:带着温度的生活史诗

  如书名所显现,船民对行业历史和生活记忆的口述构成了《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的主干。事实上,口述史的体裁和研究方式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现代口述史学便逐渐兴起与发展。然而《运河记忆》一书的意义,在于“把眼光从帝王将相、庙堂、知识精英转向草根、民间,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提供宏阔理论所不能取代的丰富细节”,朝戈金如是评价。而北大东语系教授陈岗龙也补充道,“不同于过去以上层的、精英的、政治的为主的口述史”,呈现在本书中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关注,大大有别于对社会结构或政治制度的宏观研究。

  问题在于,如何真实呈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化?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批判道,过往对平民文化的研究,带有强烈的“碎片化”倾向:“尽管我们使用‘民族志’这样的表达,却在研究中将各种文化事项肢解了——比如研究过年,就罗列过年有哪些习俗,每一项习俗如何如何。换言之,我们用自己的解释框架和分类视角,将作为整体的民俗事件切碎了一件一件单列而出,或在此基础上将不同碎片拼接在一起进行比较或阐释。”

  在他看来,这种“碎片化”,实质是对平民文化一种学究式追问的结果:长久以来,平民文化一直是由学术精英来呈现的;平民并未自己发言,而是让学者代言,而后者在介于平民生活过程中,又难免带有预先的理论选择和价值判断,往往只追问自己需要的材料。“但这本书标题里‘实录’一词用得十分妥帖,实录所呈现的,是船民对自身文化与生活印象最深的部分,是船民对自身记忆的主动选择——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关键的?而每种选择都包含着独属船民的价值判断。”

  正如施爱东所言,以主观视角忠实地呈现船民的情感与生活是本书核心特征。我们看到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如何以一种日常的、切近的方式被普通船民所记忆与感知:

  我15岁那年,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渔民生活有了一定好转,那时候米价贱了,而我们卖鱼虾的价格却反而贵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卖掉一斤虾已经可以买一斗米了。……到我16岁以后,捉了一条大点的“花鳜鱼”就可以买到一斗米,多的时候一天捕鱼的收入,甚至可以买到一石米呢!(桐乡市船民姚虎林口述。《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下册)》)

  他们从鱼虾价格的起伏,从航运线路的变化,从工资的多少与饮食的好坏来回想与重温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泳超看来,呈现在《运河记忆》中的口述文字,是因此而带着情感与温度的。

  “不如说,这是民众自己的生活史诗。”施爱东如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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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2017-01-18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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