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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朝戈金、毕传龙、李刚]蒙古英雄史诗的数字化建档实践
  作者:巴莫曲布嫫 朝戈金 毕传龙 李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12-26 | 点击数:610
 

[摘要] 为进一步推进民俗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相关平行学科与专业的学术讨论、对话交流和成果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史诗学”课题组从2012年开始启动“蒙古族英雄史诗大系数字化建档项目”,一则以电子书(eEdition)的方式呈现该大系所汇集的196种史诗文本;二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研究中心”的资料学建设框架中集成史诗文本数据集,读者可按传承圈、演述人、主题、人物、情节、结构和采集地、采集时间,以及参与其间的中外史诗学者等多重维度进行浏览或检索;而其他一些可扩展的维度也将继续得以深拓,以利在不久的将来推进史诗研究及其专门学。

[关键词] 英雄史诗;史诗文本;描述性数据集;数字化建档;史诗圈;口头遗产


  “蒙古史诗传统”通常指由不同类型的韵文体英雄歌构合而成的叙事传统。其演述形式往往篇制宏长、内涵丰富,并因流布地域广阔,在语体和谱型上呈现多种样态;其故事范型、传承模式、演述技艺、文本接受、功能意义诸方面,也都不拘一格。作为人类口头表达文化的范例,蒙古史诗传统的赓续为我们在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蒙古史诗传统及其文本厚集成

  蒙古人主要以口头形式保存和传承其史诗叙事传统,也能见到一些抄本和刻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刻本,是1716年的北京蒙古文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1];也有人述及书面文本对史诗的口头演述产生影响的例子。

  以今天的情形而言,蒙古史诗演述在地域分布上并不均衡。与在藏族和蒙古族中广泛传唱的大型史诗《格萨(斯)尔》相比较,蒙古史诗《江格尔》更呈现出“部族史诗”的诸多特征,例如它产生于卫拉特蒙古人当中,长期以来主要在卫拉特蒙古人中流传,其语言也具有鲜明的卫拉特方言特点等等。一些学者认为,蒙古史诗传统是在几个主要的“中心”或“区域”流传的,在这些史诗传承的中心区域之外,并不能经常见到史诗演述。

  一般而言,蒙古史诗在长度上变化较大。一名史诗演述者大脑中的“传统曲目库”或曰“库存”可能有成千上万诗行,由此生成的史诗故事的异文和变体数量之多常常令人叹为观止。有时,某一史诗的一个文本就可能长达数千诗行。不过,学界倾向于认为,那些篇幅相对短小的史诗,倒是可能属于某个传承久远的叙事传统。

  大型的蒙古史诗,例如《格斯尔》或者《江格尔》,就是包含许多诗章的故事。这些诗章(蒙语为bölög)则具有几重属性:每个诗章都是一首完整的诗体故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一个诗章可能集中讲述某个或某几个英雄的伟大功业或英勇事迹;这些诗章常遵循数量有限的故事范型之一(如战争,婚礼,歃血结拜等),或者按照有数的几种方式来组合这些范型。从另一个层面说,每个诗章自身又都是不完整的,它依赖其他诗章所形成的信息来发展故事,描摹人物。也就是说,某个单个的诗章,又与其他诗章一道构成更为宏大的叙事框架。即便某个演述者在特定的场合,并没有演述那些诗章。[2]所有这些互相依赖,共同构成完整故事的传统部件,可能早就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长期在社区民众中传承,成为围绕故事讲述建立起来的口头知识库或称“故事公共池”。对特定诗章的理解,需以对其他诗章的熟悉为前提。于是,这张由不同诗章织就成的更为庞大的网,就包蕴着所有那些唱出来的和没有唱出来的故事。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作“套叠史诗”,又称“诗系”(the cycle)。

  说到蒙古史诗的作诗法,朝戈金总结了几个主要特征:每个诗行的音节数量上并不固定,但在韵律上却运用比较复杂的规则,包括首韵、行间韵、尾韵;相邻诗行间也有以韵律相呼应的平行结构(譬如:但凡有口之人,不敢对他说长道短;但凡有舌之物,不敢将他妄自谈论;众人之上的雄鹰,臂力惊人的萨布尔)。构成其核心的是程式化片语,包括固定性名词短语的使用(譬如:德高望重的首领江格尔,巨大的红色英雄洪古尔,残暴的哈日萨纳拉)、装饰性描述的使用(譬如:分享喜悦用了六十天,尽情宴饮用了七十天,聚首欢庆用了八十天),以及叙事中其他形式性因素的运用。[3]

  当地人还保有这样的信仰,认为史诗吟诵具有驱魔、禳灾的功效,就此意义而言,蒙古史诗演述就不仅仅被当做娱乐活动,而被赋予特定的意涵——史诗的吟诵,是信仰的传递,是人伦的确证,是佛法的弘扬,等等。于是,一旦歌手的吟唱在空中回响,周围总会聚集起人群。那些艺术造诣高超的歌手,不仅是调动听众情绪的大师,也常常是乐器演奏的行家。而伴奏的乐器又因地域区隔而有所不同。在蒙古东部,史诗格萨尔的演述者被称为“胡尔齐”,由于他们用一种叫做“潮尔”(chor)或“胡尔”(huur)的弦乐器为自己伴奏;而在蒙古西部,史诗江格尔的演述者被称作“江格尔齐”,在演奏时用托布舒尔琴(两弦弹拨乐器)伴奏。

  在长期传承中,史诗演述技巧的掌握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师徒相授,有比较固定的传承谱系,坚守比较固定的演述风格,这中间出现一些以演述史诗为生的专业歌手;另一种情况是比较随意和松散的学习,师法多人,学习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娱乐,不为谋生。他们大多是业余歌手,在其演述生涯中,以才艺自娱娱人。

  蒙古史诗传统迄今大体是活态传统,就出现了新老故事此消彼长的情况,也就很难统计蒙古史诗的确切数量,更不用说还要考虑到这种异文的数量。粗略地讲,迄今为止,除去《江格尔》《格萨尔》和《汗哈冉贵》三大套叠史诗,篇幅相对短小的史诗,还有数百种之多。较短的几百诗行构成一个完整故事,长些的动辄数千诗行。

  那么,如何面对如此丰富而复杂的史诗文本流存?尤其是以学者的一己之力能否做到竭泽而渔?当然,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我们原本难以企及的文本厚集成(thick corpus)已经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当今的数字技术手段和研究成果,从传统、演述、文本、诗部、诗系等基本维度去探查一个民族的叙事传统及其文化表达的内在理路。

  蒙古英雄史诗大系数字化建档:项目中的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研究中心自2010年启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以来,一系列数字化建档子项目在其资料学建设计划的框架下得以陆续实施,涉及诸多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并且在口头传统专家、元数据标准专家和数据库专家之间的合作下取得了一定的实绩。

 

 (图1 课题成果的网页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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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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